為什么有的國家如此之富，而有的國家如此之窮？這個疑問曾讓多少學者窮其一生，上下求索。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戴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給出的答案是：制度，制度，制度。

　　兩人合著的《國家為什么失敗：權力的源起，繁榮和貧窮》（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極其引人注目，一經出版，各大權威媒體便紛紛刊發書評，更被《經濟學人》雜志列入“2012年度最佳圖書”。作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魯，曾于2005年獲得由美國經濟協會頒發的、有“小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甚至將此書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相提并論。

　　兩位作者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命題：什么決定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是文化、氣候、地理，或者官僚昏庸無能？不，這些因素都不是決定性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博茨瓦納能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而其他非洲國家如津巴布韋、塞拉利昂卻還深陷在貧窮和暴力之中。

　　決定性因素在于，“經濟制度是決定一個國家繁榮或貧窮的關鍵，而政治和政治制度又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作者們認為，國家之間的關鍵區分在于制度（institutions）。當一個國家發展出“包容性”（inclusive）政治和經濟制度時，就會繁榮；而當制度是“攫取性”（extractive）的，將權力和機會集中到少數人手里時，國家就會失敗。

　　所謂“包容性”制度，就是既能以多元方式廣泛分散權力，又能一定程度上集權以維持必要的法律和秩序（這是保護產權所需之基石），以及一個相對自由進入的市場經濟。“包容性”制度能讓大多數人受益，而“攫取性”制度則是讓少數人從多數人身上攫取利益。

　　作者們指出，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就可以釋放和保護每個公民的創新、投資和發展的潛能。只有“包容性”制度才激發人的創造性；“攫取性”制度只服務于少數人，固然可以讓一個國家脫離貧窮，卻無法保證實現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繁榮。

　　“攫取性”國家可能會經歷一陣子的“繁榮爆發期”，但難以持久，因為這種制度下很難培育出對增長和創新而言極其關鍵的“創造性破壞”。“這種‘創造性破壞’在經濟領域以新換舊，在政治領域也會動搖既有的權力關系。”作者寫道。

　　阿西莫格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醒說，人們普遍有個誤區，以為只要經濟增長，并且將增長成果合理地進行分配，國家就會繁榮；這種觀點的另一個版本是，以為只要保護產權，經濟和社會成功就會隨之而來。但事實上，只要“攫取性”制度始終在運行，財力的增長和產權的保護都將無法挽回國家最終失敗的命運。

　　他舉例說，國家的財力并不能維系持續增長，正如沙特阿拉伯的經濟增長并非真正的增長，如果拿走石油，它就跟一個貧窮的非洲國家沒啥兩樣。

　　兩種制度都會自我強化，分別進入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那“攫取性”制度怎樣才可能轉變為“包容性”制度呢？作者的答案是，這取決于那些作決策的人，只有當他們獲得的收益超過成本時，才會進行“包容性”變革，如擴大選舉權、取消壟斷特權。其中有多種考量因素，比如社會動蕩和爆發革命的風險、“包容性”經濟制度能創造的效益，以及對改革受損者的補償等。

　　英國經濟學家達利巴·羅翰克在關于這本書的書評中引申說，看來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以及讓大多數人而非少數人受益的能力。

　　這部著作據稱建立在15年的研究之上，兩位學者旁征博引，從羅馬帝國，到瑪雅城邦，到中世紀的威尼斯，再到蘇聯、英國、美國等，從古至今考察了數十個國家的成敗案例，以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歷史教訓告訴人們，沒有找對政治制度，就難以找對經濟發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學者雖然都是大牌，但這本書卻面對普通讀者，寫得深入淺出，言語生動，這種面向大眾的姿態，頗值得中國學者借鑒。

（責任編輯：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