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電影，就像一對雙生花。前者提供原型，后者記取倒影，它們之間的互文關系令人著迷，因而也促成了我的書《城之影》。

　　在柏林，有一座殘缺的威廉大教堂震動了我。二戰盟軍攻克柏林時，它被炮火炸掉了頭，故又稱“斷頭教堂”。但政府不僅從不修復這顆甚至有些駭人的“斷頭”，還在它旁邊樹起現代感十足的奔馳大廈和新教堂。這表面的突兀和不協調，是為了記住歷史的恥與辱，為了對照和警示。一個城市的胸襟和境界，就在這些無言的姿勢中確立。也正是在這座城市，誕生了用來自非洲的現代和解哲學來思考德國歷史的深刻電影《生死朗讀》。

　　在維也納，我曾被一座建筑驚呆了。這是一個完全顛覆了規則和直線的童話世界——扭曲的樓梯、彩色的卡通柱、屋頂的草長鶯飛，聞名世界的“白水屋”讓這個優雅的咖啡之都充滿自由靈動的氣息。也許正是這份對自由的極度包容，迄今已有700年歷史的維也納大學走出了27位諾貝爾獎得主并有科學圣地“麥加”之稱，也走出了奧地利歷史上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桀驁不馴的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用筆來向整個男權社會挑釁，甚至拒絕到場領獎。奧地利導演邁克爾·哈內克翻拍自她的小說的《鋼琴教師》，被稱為千載難逢的影片。

　　在巴黎，參觀被譽為歐洲最美博物館的奧賽美術館，如同進行一場印象派的饕餮：喬治·修拉的《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德加的《小舞者》，雷·諾阿的《煎餅磨坊的舞會》……而逾千家與商業院線平行的藝術院線，使法國成為世界上電影最多樣化的放映國家。正是這個藝術至上的城市，引來美國大導演伍迪·艾倫拍了向它致敬的《午夜巴黎》，用一種超現實主義方式，讓一位美國年輕人乘上一輛神秘馬車，邂逅了巴黎的黃金時代——他做夢般與馬蒂斯、畢加索、達利、布努埃爾、高更結識并成為好友。事實上，許多美國電影都有這樣的情結：一個從美國來的人喜歡巴黎，住在左岸，他們知道這座城市的很多傳說，他們追隨自己的前輩，抽法國煙讀法國書……

　　在羅馬，令我驚嘆的經歷是，在古羅馬帝國廣場的殘垣斷壁中忽聞一片歡呼聲，教堂里走出披著婚紗的新人，于千年帝國遺址舉辦21世紀婚禮——這種組合對于我這個來自大步流星地從歷史上踏過去的國家的人來說，委實是一件很刺激的事。除了早年讓羅馬一鳴驚人的《羅馬假日》，還有今天的《口是心非》、《美食、祈禱和愛》等，美國用電影一次次表達著對于羅馬的遙遠向往。

　　一個城市在電影中被塑造為怎樣的形象，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它自身的氣質和內涵。北京作為一座現代大都市，無論在本地人徐靜蕾執導的《杜拉拉升職記》還是彭浩翔拍攝的《春嬌與志明》里，無一例外地被冠之以CBD的摩天大樓、三里屯的夜店以及美輪美奐的長城腳下公社之木屋。這些的確是現代北京的時尚注腳，但是它們止于地理標志而非文化標志。《我愿意》更把一場北京求婚放置在倫敦，讓男主角動用私人飛機和巨型鉆戒來打動芳心，銀幕上的這個北京沒有你我他，只有對于一個天價房產壓得老百姓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的城市而言顯得既虛妄又乏味的假象。至于上海這個美得不一樣的城市，它的東方明珠、外灘、石庫門新天地就像香港的維多利亞港、太平山夜色一樣，永遠明信片般出現在電影中。但是上海至今沒有誕生過一部有如許鞍華《天水圍的日與夜》那樣的電影，銀幕上是我在油麻地遇到的賣叉燒、買叉燒的普通港人，他們是香港真正的基石，安之若素地過著并非假象的生活。

　　電影無需承擔城市形象的傳播義務，但攝影機的鏡頭可以作為我們對于城市的某種觀看之道。當一座城市的文化印記、精神取向是飄忽的，那么投射在銀幕上的它也將是飄忽的，即使流光溢彩，難免空洞蒼白。對于巴黎，伍迪·艾倫作為外來者，也不可免俗地在電影開篇把埃菲爾鐵塔、巴黎圣母院、花神咖啡館這些知名的地理標志拍了個夠，然而不一樣的是，他把握了巴黎的魂。而這深藏在肌體內部的魂，又是巴黎自身清晰散發給世界的，它通過一座又一座藝術博物館、塞納河畔的二手書店、藝術院線以及無數傳世的經典電影，告訴了我們巴黎小巷的秘密……在關于城市的電影中，如果只有景、沒有人，只有場面、沒有生活，那無疑是一座精神荒涼的城市。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教師）

（責任編輯：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