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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何以進入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論現代社會中理性與宗教的關系
2010年10月03日 13:29   來源:南方網   張慶熊
    把宗教引入公共領域,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互相學習、加強信任,不同信仰造成的沖突得到化解,公民間的團結和合作加強,從而發揮宗教對社會和人生的積極作用。

    經過“政教分離”和“世俗化”過程,西方從中世紀走向了現代社會。哈貝馬斯發現,這條現代化的道路導致了社會生活中的倫理缺位和新形態的宗教沖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提出了宗教融入公共領域的構想。

    “政教分離”與西方宗教改革以來的宗教多元化和宗教沖突有關。宗教改革以后,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新教各派之間的對峙和沖突,甚至引發延續數十年的宗教戰爭。為此,一些思想家主張國家與教會分離,國家在世界觀上保持中立,不袒護任何一種宗教,確保每一教派的信仰自由不受侵犯。隨著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進程,宗教被認為屬于個人“良心”問題而被置于私人領域,各派宗教可以在自己的場所內活動,但不允許成為國家義務教育的一部分,也不能進入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

    政教分離和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各種宗教的和平共處,但也引發社會生活中的倫理缺位。國家放棄了倫理教育的職責,學校成為單純的傳授知識和職業技能的場所。倫理教育的缺失導致公民道德水平的下降,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橫行。世俗化并沒有消滅宗教,卻培育了新的“商品拜物教”。

    政教分離是否必然導致倫理缺位?哈貝馬斯在政教分離的基本構架下,提出允許宗教進入公共領域之中。他認為,“世界觀中立化是一視同仁地保障宗教自由的制度預設。公民們必須分享的那種憲法共識,也延展到了政教分離上”,“但將這個制度層面的原理擴展到各組織和公民們在政治公共領域中采取的立場上去的做法,就是一種世俗主義的過分普遍化了”。他所說的公共領域,是指介乎國家與私人活動范圍之間的領域,它促進公民間思想意識的交流,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能夠使不合理的東西暴露出來,推動社會改革。在公共領域內,公民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使明智和合理的思想觀念被接受,使健康和優良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得到推廣。把宗教引入公共領域,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互相學習、加強信任,不同信仰造成的沖突得到化解,公民間的團結和合作加強,從而發揮宗教對社會和人生的積極作用。

    如何保證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之間的平等交流?哈貝馬斯提出,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要雙向適應、平等交流。信教公民要認識到公共領域商討的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使用一種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將更為有效;不信教公民在理解信教公民的話語時,要從與現實生活關聯的角度來思考。為此,宗教語言需要被“翻譯”成公共可以理解的語言。

    然而,哈貝馬斯沒有闡明如何把宗教語言“翻譯”為公共可以理解的語言。漢斯·施奈德批評這里的“翻譯”概念并不妥當。在他看來,宗教語言是一套包括象征符號在內的非常復雜的語言,不可能被等價地“翻譯”成由經驗判斷真偽的命題語言。哈貝馬斯試圖把世俗社會可資利用的宗教命題含義,與它們的神圣外衣加以分離。這種“翻譯”難以成功,因為宗教語言與科學語言涉及不同的生活形式、處理不同的主題,把宗教語言“翻譯”成命題表達方式的做法既無必要也無助益。

    宗教語言固然不能翻譯成適應科學語言要求的命題語言,但哈貝馬斯所說的“翻譯”實質上是一種解讀,是把信仰與具體語境中的生活態度聯系起來的意義的詮釋。“把‘人之為上帝的肖像’解讀為‘應同樣地和無條件地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就是這樣的一種有助益的翻譯。它使《圣經》概念的內容超出其宗教團體的邊界,達到包括其他的信仰群體在內的普遍公眾。”在這里,“上帝”的概念不見了,“同樣地和無條件地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的倫理意義被發掘出來。對于前者,在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之間存在分歧;對于后者,一切公民皆可取得共識。哈貝馬斯并未希望通過“翻譯”達到宗教與理性之間的一致。理性有其限度,無法對宗教信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無法對宗教教義的合理與否作出判斷,但的確能夠解讀出宗教中那些對人生具有積極指導意義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規范。“理性通過翻譯獲得的那些內容,對于信仰而言必定是不可失去的。但以哲學的手段對信仰進行的一種辯護,并不是持不可知論態度的哲學的事情。當哲學對宗教言說的特有方式和信仰的特有意義進行反思的時候,它頂多只是游走在宗教經驗之不透明的核心的周圍。”

    因此,需要對哈貝馬斯所說的“翻譯”作廣義的理解。理性參與宗教對話,不是抹殺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區別,不是否認世俗世界觀與宗教世界觀之間的區別,而是抱一種學習的態度,發掘宗教信仰中所包含的對人生的積極意義。

(責任編輯:侯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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