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媒唱衰中國民營企業的聲音有所抬頭，包括渲染政府對民營經濟談的不多，民營企業家“朝不保夕”等等。筆者認為，這種解讀是缺乏現實基礎的。

　　第一，對于民營經濟、民間資本的重要作用，整個國家體制層面十分重視，并且一直在堅持。鼓勵發展民營經濟的表述不僅寫入了現行憲法，而且寫入了歷次黨代會的文件，此次黨代會也并沒有例外。在論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時，提出“14個堅持”，第四個“堅持”就是“堅持新發展理念”，其中明確提出，“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兩個“毫不動搖”的表述從中共十六大就已提出，至今一直在延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基于過去五年的改革實踐提出來的。因此，有關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論述，既是習近平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下一階段要繼續堅持的基本方略，沒有改變。

　　十九大報告還明確要求，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顯然，繼續為民營企業創造好的發展環境已是既定的路線圖。

　　第二，有關民營經濟發展所遭遇的問題，根本上是營商環境問題，而不是對某一類所有制資本有歧視或有特別制度安排的問題。

　　為民營資本、民營企業營造更加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核心應當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放寬服務業準入限制，完善市場監管體制。這些工作必須加快。

　　但同時，也要客觀看待中國企業競爭的格局，不能以國企壓民企，也不能以民企壓國企。

　　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性決定了重點戰略領域由國資主導興辦，包括金融、能源、交通、電力、通信、軍工等等。改革開放后，在競爭性領域如房地產、餐飲、普通制造業、物流、零售業等領域，逐步對民資全面放開。

　　在開放的過程中，所謂“民營好”還是“國營好”、“民資優”還是“國資優”的爭論總是此起彼伏。而境外戴著有色眼鏡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就免不了在國資和民資話題上進行炒作。

　　但事實上，在那些已經全面取消民資準入門檻的領域，已經誕生了一批民營企業巨頭。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特別是以互聯網高新技術為代表的領域，很多民企不僅已經成為巨頭，而且遠超國資背景的企業。比如阿里巴巴和騰訊等。

　　所以，對民資民企營商環境的改善是個持續的過程。筆者認為，現在已經到了由“特別針對民企出臺政策”轉為“按行業性質和生產要素門檻一視同仁出臺政策”的階段。扶持中小型企業不是因為其出資者是民營，而是因為市場體系需要它。

　　第三，“長尾業務”與“戰略主導業務”的性質差異，決定了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市場位置，對此不應該放大解讀。

　　國有企業由于體量大、政策環境好，營商條件很有優勢。一些民資企業巨頭，當他們成為領軍企業后，其營商條件也隨之轉好。

　　其實，無論在中國還是境外市場，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擔當起行業領軍角色，就可以更好地聚集營商資源。這是一條基本規律。

　　同樣的道理，任何小微企業都是大型企業“長尾業務”的承載者。那么，由于中國小微企業多數是由民間資本來興辦的，在中國的國情之下，大型企業多為國企，就出現了民營的小微企業如何對接國資占主導地位的大型企業的“長尾業務”的問題。

　　企業規模和市場地位差異是現實的，也是決定性的。中小民營企業被“壓抑”有經濟學原因，并非完全是所有制差異之過。換言之，像阿里、騰訊這樣的行業巨頭，小微企業對接其長尾也不容易。因此，不可夸大所有制對中小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作者是證券日報社常務副總編輯，中國證監會專家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