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政法學院民營經濟法治研究院、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中心聯袂舉辦了“中國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學術研討會”，圍繞“十三五發展規劃與民營經濟發展立法問題”等主題展開討論。與會者呼吁：建立民營經濟法治指標數據庫，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亟待兌現的預期愿望。

　　說我國的民營經濟的涅槃、發展與改革開放的關系猶似“如影相隨”，是一個頗為貼切的譬喻。近40年的艱辛歷程，民營經濟確立了明確的社會定位，且得到社會共識，即：民營經濟是穩定我國經濟社會的重要基礎，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技術創新的重要載體，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托，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早在1998年的行政體制改革中，國家就提出了要讓國有資本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但后來實施得并不理想。盡管國有企業總體數量大大減少了，但在競爭性領域的壟斷、貪腐等問題依然久久困擾著政府決策，也使得民營經濟發展一度緩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未來主要是以混合所有制為主導”，這不僅意味著要對國有企業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也預示著可以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

　　眾所周知，經過改革開放的淬煉，我國業已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框架，“依法治國”也成為了我國向現代文明社會進發的主旋律。想辦任何事，都得有法律依據；想辦成任何事，也都得有法律保障。民營經濟亦然。可以毫不夸飾地說：民營經濟法治問題，是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鑒于其在我國法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亟需深入研究，提高理論的清晰度。對于民營經濟的法治建設有三點不可輕忽：一是必須準確界定、全面梳理民營經濟法律體系，尚有法律空白的應當及時補上；二是對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態勢、新問題，原有法律尚未顧及的，應當通過修訂的方式加以糾偏、完善；三是國家的法律及政府的法規、規章要有利于激發民營經濟的生機和活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應當叫停，甚或廢止。譬如，我國現行勞動合同法規定：員工在操作器械時不夠認真而釀成工傷事故，責任由民營企業主全部承擔，由此出現了一些員工故意騙取工傷賠償的情形。這一關涉“道德風險問題”的法律規定顯然對民營企業主有失公平、公允、公正。

　　毋庸諱言，我國民營經濟總體發展良好，但仍有不少“短板”現象，諸如：民間投資領域尚未實質性突破；民營企業在市場的地位尚不完全平等；在司法層面對民營企業家的違規行為不夠寬容，常有刑事手段介入市場經濟活動的泛化傾向；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規定不夠完善；等等。由此可見，建立民營經濟法治指數乃當務之急，刻不容緩。我認為，民營經濟法治指數至少要關注這么三方面的內容：一、公司財產權保護問題。它涉及公司產權歸屬、股權設置、公司實際控制權等核心權利分配問題；二、公司經營權問題。它涉及公司的治權，包括公司的管理架構和管理模式；三企業法治文化問題。

　　倘若從理論應然的角度論之，我國近40年的民營經濟發展全然在法律框架下運作，應有其法治指數；倘若再以現狀實然的角度視之，且不說數據庫，就連最起碼的一些法治指數都闕如。近年來，上海政法學院民營經濟法治研究院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神，致力于我國民營經濟法治指數研究，通過對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數、世界正義工程法治指數、香港法治指數及我國地方性如余杭、南開法治（治理）指數進行對比分析，提出了結合我國法治環境現狀選取影響民營經濟法治環境指數的參照系，確定各個因素在指標體系整體中所占權重，構建起層級分明的民營經濟法治環境指標體系。雖說這還是一個初具雛形的框架，但它聊勝于無，至少昭示世人：我國在建立民營經濟法治指標數據庫方面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方向對頭，目標鎖定，矢志不渝走下去，愿景定會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