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僅31歲的奧地利外交部長庫爾茨15日成功當選該國總理，刷新了此前由39歲的馬克龍保持的歐洲政壇最年輕現任領導人紀錄，可謂沒有最小，只有更小。此前，意大利、冰島等國都出現過年輕人主政的事，看來，“老歐洲”正越變越“嫩”了。

　　政壇“變嫩”現象折射出歐洲政治變革的無奈。人、政黨和體制是理解歐洲政治的三大變量。通常情況下，歐洲政壇是換政黨就換人，但現在換政黨不靈了，又無法進行體制改革，只好換人，于是年輕政客紛紛登場，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帶來變革的期待。一些平時難登大雅之堂的政黨也在這波潮流中異軍突起，堂而皇之地參政議政，甚至聯合組閣，比如極右翼的奧地利自由黨就可能被庫爾茨挑選聯合執政。

　　換政黨，是因為傳統的左中右格局難掩歐洲當下的社會矛盾;換人，也是因為“老面孔”窒息了歐洲的變革。于是“年輕政客+右翼”成了當下歐洲的流行政治風景。這意味著什么？又將把歐洲引向何方？

　　歐洲一體化能夠清除一戰、二戰的地緣政治、極端意識形態遺毒，卻清除不了歐洲人千年來對伊斯蘭的恐懼。這種恐懼是移民、難民問題的本質所在。奧地利地處歐洲中部，是歐洲重要的交通樞紐。哈布斯堡王朝、奧匈帝國在歷史上塑造了奧地利獨特的區位優勢——聯系中東歐、緊挨巴爾干國家。這一地理優勢如今則令奧地利成為難民潮的過路站，是庫爾茨打著“奧地利優先”、拒絕接受歐盟難民攤牌及減稅的口號上臺的基礎。

　　奧地利是永久中立國，1995年才加入歐盟，對歐盟的認同感本來就不高。二戰后，奧地利成功地把希特勒說成是德國人，把貝多芬說成是奧地利人，沒有徹底清除納粹余毒。極右翼背景的奧地利自由黨之所以有可能與庫爾茨領導的人民黨聯合組閣，開歐洲風氣之先河，就是這個原因。

　　歐洲面臨的普遍問題是社會安全風險與經濟競爭力下降，恐襲、難民與移民問題只是其表現形式。歐洲傳統政治體制已無法有效應對安全、經濟的兩大挑戰，靠換人、換政黨都不行。年輕政客在競選中講幾句包含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味道的口號，也只能暫時轉移選民的注意力，至于他們能否真如老百姓所期待的不落俗套，出真招、實招，帶給歐洲以希望，目前看都還是未知數。

　　傳統上，歐洲“強社會、弱政府”的模式足以讓社會市場經濟運作良好，不管是“老面孔”還是“嫩面孔”，誰上臺執政，哪個政黨上臺問題都不大，只要平衡好各派利益就行。但如今的歐洲危機重重，許多問題積重難返，靠年輕政客那幾句本國利益優先、封鎖邊界、排斥移民的口號恐怕無濟于事。

　　政壇“變嫩”現象折射出歐盟的困境。在歐洲，多元文化和難民政策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攻擊。奧地利、德國都發生過納粹團體示威的情況，恐怖襲擊與極端思潮交織，令歐洲在開放與保守間左右為難，這種困局產生的根源和出路在哪里？

　　這些年，全球化造成歐盟跨國流動提升，沖擊原有秩序。全球化的新面貌不但威脅到西方的制造業崗位，也觸及許多服務業崗位�；ヂ摼W令跨國業務發生改變，產生新型的贏家和輸家，造成社會不平等問題突出，各國、各地區、各行業的分化加劇。面對新型國家崛起和世界變遷，歐盟國家民眾普遍對未來較悲觀。

　　由于少子化和老齡化，歐盟以往對移民問題一直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近年來，隨著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歐洲多元性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比比皆是，刺激極右翼勢力在歐洲的崛起。歐債危機直接沖擊了歐洲的社會體制，導致大規模失業與社會福利的削減，等于拔掉了應對全球化負面效應和歐洲治理難題的安全閥，導致現有的歐洲治理體制在應對危機時捉襟見肘。

　　危機后的十年中，極右翼勢力把自己打扮成緊縮政策、歐洲一體化、民主體制和全球化的受害者，歐洲政壇出現極右翼與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同流合污的局面。他們將開放、包容、多元的歐洲視為歐洲各國面臨諸多危機的根源，而非解決方案。拿移民當作替罪羊的理論在社會下層民眾中擁有廣泛的支持度，成為對開放社會與全球化、一體化負面效應的政治宣泄。

　　此外，歐洲文化與身份的不確定性導致民族主義理念重新受到關注，這也有助于歐洲右翼勢力的崛起�？傮w來說，歐洲的本土文化與歐洲認同受到外來文化與移民身份認同的沖擊，面臨難以調和的矛盾。推崇文化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歐洲表面上開放包容，實質上卻陷入自我身份的混亂。歐洲宣揚的普世價值要求尊重穆斯林的文化傳統，但歐洲人大多又認為伊斯蘭文化不愿改變自身，不愿同異質的歐洲文化相容。因此民眾更容易接受極右翼勢力主張的民族主義理念。

　　“歐洲之父”讓·莫內曾感慨。“假如重新開始，我會從文化入手�！钡拇_，歐洲之痛，源于不通�？梢灶A料，這種困境還將持續很長時間，但從長遠看，歐洲一體化信心正在回升，重回正軌是遲早的事。歐洲政壇的“變嫩”現象就是這種過渡期的彩虹，終究不可持久。(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讓·莫內講席教授，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