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英：

　　就當下而言，在移動支付巨頭的推動下，隨著電商逐漸從線上走到線下，未來幾年，一些重點城市可能會無限趨近于“無現金城市”。雖然無現金社會的理想足夠遙遠，但移動支付所引領的金融創新無疑正在縮短這一距離。

　　萬木：

　　目前，中國的“無現金化”還有較長的道路要走。市場能完成渠道問題，解決工具問題，但城鄉覆蓋、相關立法、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建設，既需要地方政府部門積極支持，創造環境，更需要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移動支付能帶給人們更多的可能性。

　　陳經：

　　通過全社會包括政府部門的努力，對于廣大“無現金社會”的支持者來說，生活會越來越方便。但考慮到現實問題，可以預期，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社會仍然是接受現金的。“無現金社會”并非反對現金，用電子貨幣或者現金進行支付，都是可行的支付方式，二者不是對立，而是互補的關系。

　　趙鷂：

　　“無現金社會”是有社會代價的。現金支付的最大好處，是能夠最大程度保護交易雙方的交易信息與個人隱私。“無現金社會”全程、全面記錄個人的支付信息，其中難免涉及個人隱私，一旦這些敏感信息被大規模泄露，將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因此，“無現金社會”更加需要監管部門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加大信息泄露與不當使用的法律懲處力度。

　　王一鳴：

　　服務業發展對綜合配套環境和基礎設施有更高的標準，要求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暢通安全的信息傳輸、充足的人力資本供給、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為此，應完善互聯網、大數據、電子商務等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加快完善網絡安全、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保護、互聯網信息服務等領域法律法規；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建設規模宏大的服務業專業技術人才隊伍；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系統功能優化，提升智能化、網絡化水平；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跨部門合作和協調機制，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平臺，完善信用激勵與聯合懲戒機制。

　　潘向東：

　　中國經濟要走出調整的困境，還是需要倚仗供給側改革，來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所謂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通過技術發展，使當前的中低端制造業向中高端制造業升級；其二，通過消費的拉動，使經濟增長由當前倚重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升級到倚重消費的增長；其三，通過制度安排的改革，釋放制約第三產業發展的活力，滿足老百姓的消費升級需求，逐步平衡當前過度倚重第二產業的增長模式。

　　沈建光：

　　中國金融風險的成因是多重的，諸如地方政府債務攀升的風險，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造成的風險，以及房地產市場風險等存在的“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都與財稅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滯后相關。協調金融監管是個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納入“一行三會”，還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與多部委有效銜接，推動財稅、國企等改革。所謂“跳出金融看金融”，只有協調好財政與金融的關系，才能真正實現金融穩定發展，守住金融安全底線。

　　張國棟：

　　樓市分化進入新周期，出現“遇冷”和“發燒”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勢，有喜也有憂。“遇冷”是成效，需要堅持；“發燒”是問題，需要解決。無論哪個，都須正視現實，保持樓市調控定力是關鍵。按照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堅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加快建立長效機制是抓手；因地制宜，打壓投資投機需求，抑制泡沫，讓市場“退燒”，讓住房回歸居住屬性是目標。

　　鄧海建：

　　今年以來，“包容審慎”成為行政熱詞。不論是快遞、微信，還是支付寶、滴滴打車、網絡訂餐等，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包容審慎”的心，估計早就夭折在違法違規的板子下了。新事物不能自動匹配老規矩，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但新規矩恐怕更不能“穿舊鞋走老路”。網約車監管與改革，恐怕還有很長的“裹腳布”要拆除。

　　宋鵬偉：

　　近年來，不少快遞企業尋求上市，試圖以擁抱資本市場的方式“二次點火”，但如果沒有新的盈利模式，依舊很難有長遠的發展。于是，快遞網點倒閉、快遞員停工、快件積壓等情況時有發生，而產業整合一旦開始，必然會有一批企業被淘汰。如果再考慮到三輪車、電動車在街頭肆意穿行引發的監管問題，快遞員無合同、無社保、收入下降引發的流失率高和招工難問題，就更加令人擔心，這些曾經的優勢，也在今天成為快遞業必須面對的難題，更制約著快遞企業去占領國際市場。

　　賀小榮：

　　“僵尸企業”只能靠信貸資金“續命”，占用的土地、資金、原材料、勞動力等社會資源被長期閑置，危及實體經濟發展，但長期“僵而不死”，還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和銀行下不了決心“斷供”。然而，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若是出于面子和形象考慮，不惜動用社會資源阻止“僵尸企業”破產清算，恐怕要為此付出數倍的代價。事實上，財政和信貸“輸血”，只能換取暫時的穩定。

　　盤和林：

　　為租房賦予入戶、入學、就業、就醫、養老等市民化權利，這是大勢所趨，一個租房“賦權”時代即將來臨。但也要注重防止“賦權”過程中的一些“并發癥”，比如，要妥善處理好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利益關系、“賦權”所帶來的公共服務能力和公共配套設施的增加等問題，尤其要警惕租金非理性上漲。

　　（本欄目稿件只反映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