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寧夏調研考察。這是7月19日下午，習近平在寧東能源化工基地慰問煤制油項目技術研發團隊。新華社發

　　“中國玻璃城”河北沙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2016年11月24日拍攝的沙河市一條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自動化浮法玻璃生產線。新華社發

　　2016勵精圖治經濟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

　　———習近平

　　開篇語在多年后看來，2016年必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極為關鍵的一年。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繼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分別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做出整體布局后，2016年10月24日，以“全面從嚴治黨”為會議精神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布好了“四個全面”頂層設計的最后一步棋。

　　改革開放38年，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趟進了各領域改革與發展的深水區，擺在眼前的是全新的困難與挑戰：經濟增速繼續放緩與結構性改革的硬仗，反腐敗工作持續推進與黨的自我監督管理常態化之結合，司法改革從地方試點到全面推開的嘗試，國家自身發展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挑戰……無一不是將決定國家未來的重大問題。

　　未來怎么走？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的“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力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不斷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向前進。”

　　即將過去的2016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發展戰略運籌帷幄，對各個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奮力推進。今日起，南都將從經濟、司法、黨建與外交四個領域推出年終盤點：“勵精圖治·2016”系列報道。

　　一個新概念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舉行。這次會議上，一個舉足輕重的新概念被看似低調地提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中央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

　　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低調”，是因為會議的主題并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是延用過去慣常的提法“經濟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在會議上說，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過剩產能等突出問題。

　　不過，依然有敏銳的觀察者立刻嗅出高層經濟思路的重大變化。民生證券研究院管清友、朱振鑫很快撰文分析，中國供給主義思路愈發清晰，即適度擴大需求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個月后，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印證了這一猜測。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旨即研判當下經濟形勢，部署下一年經濟工作。這次會議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搬上了20 16年經濟工作的核心位置，并明確了改革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指什么，一時眾說紛紜。

　　《紐約時報》等外媒與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與上世紀80年代西方保守派領導人減稅和放松政府管制的做法類似，亦有人聯想到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但有學者旋即指出，習近平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切中了中國經濟的要害，而不是西方人士所談的那個含義。此后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也印證了這些觀點。

　　2016年5月初，官方媒體登載了一篇習近平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習近平在講話中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理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后，緊隨的另一問題是，中央為何在此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十八大召開以來，黨中央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中，在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總體目標后，首先列出的便是全面深化改革。反腐敗取得成效，司法體制改革次序展開，系統性的經濟改革方案由點及面呼之欲出。

　　1998年以來，中國的宏觀調控以需求管理為主，也就是在投資和出口兩個方向上用力。但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外貿需求減弱，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果繼續使用加大投資、降準降息等需求刺激政策，取得的效果大不如前，相反付出的代價越發明顯。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編撰的《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書認為，轉型升級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必須把思路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從供給側發力。

　　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權威人士專訪稱，從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到2014年對“新常態”做系統性理論論述，再到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全鏈條部署，是一個不斷探索、深化認識的過程。

　　2016年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在組長習近平的帶領下專題研究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會議聽取了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人民銀行、國資委關于“三去一降一補”的8個工作方案思路匯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拳正在握緊。

　　經此番部署，本屆領導班子上臺時所面臨的“中國經濟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此有了方向。但這一概念的出臺只是第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定了改革內容后，如何改、怎么推，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頂層設計“決策大腦”：根本問題是體制問題

　　中央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的重點任務鎖定在當前看起來最迫切的問題，包括處置“僵尸企業”、化解房地產庫存、防范和化解金融危險等。但同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是體制問題，必須進行體制機制創新。

　　權威人士指出，只有進行頂層設計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才可能有效推動這次結構性改革。例如“降成本”，就必須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稅、金融體制。

　　這一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意味很明顯。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改革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更常被提及。

　　習近平最早闡釋“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是在2013年7月湖北調研時。他指出，我們是一個大國，絕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都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頂層設計搞好、搞慎重，考慮系統化，同時還要試點進行，有了實踐的成果之后再推進。

　　2016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開了兩次，每一次都緊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題。1月召開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工作方案。5月第十三次會議上，針對已經部署下去的工作，中央再次強調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番改革戰略布局中，有兩個小組在其中擔任著關鍵作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如果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此輪改革的頂層設計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無疑是經濟領域的最高決策“大腦”。2014年6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在《新聞聯播》亮相，報道稱，習近平作為組長主持會議，李克強和張高麗分別以副組長和成員的身份參加。

　　大公網當時評論說，發展經濟依舊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工作，習近平循例擔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并不意外。這也印證了經濟改革將是遇到問題最多、觸及利益集團最直接最根本的領域。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統抓經濟工作不僅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保障執行結果，同時有利于沖破各種既有利益格局的禁錮和局限。

　　按照習近平的改革思路，改革進入深水區，沖破既有利益格局，離不開頂層設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去產能”為例，要達成目標就離不開國企改革。事實上，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已于2015年9月推出，國企改革的總體方案正式落地。2016年6月，《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若干意見》出臺，允許商業用房改建為租賃用房，被認為有利于商業用房“去庫存”。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后，一系列更精準的頂層設計配套政策相繼推出。2016年2月國務院出臺鋼鐵和煤炭去產能目標后，財政部、央行、國土部、人社部等多部委推出8個專項配套文件，部門之多、力度之大頗為少見。

　　不過，如習近平強調的，改革仍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本輪鋼鐵去產能工程中，遴選了河北省、杭鋼、鞍鋼攀鋼、山東能源、陜煤化等企業好的做法，作為典型宣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五大重拳任務棋盤已布開

　　2016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第一年。一年以來，政策棋盤已經基本到位。

　　去產能的總體方案最先出臺，產能過剩最為突出的鋼鐵、煤炭行業首當其沖。2月1日，國務院發布鋼鐵和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用3至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萬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萬噸左右；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1億-1.5億萬噸。

　　此后兩個多月內，財政部、人社部、國土部、環保部、央行、稅務總局、質檢總局、安監總局、銀監會、煤監局等部門陸續印發8個配套文件，在財稅金融支持、職工安置、國土、環保等方面做出保障。中央財政安排1000億元的工業結構調整資金，重點用于鋼鐵煤炭去產能過程中的職工安置，其中2016年的部分已陸續下達。

　　權威人士在5月《人民日報》文章中說，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等工作的“減法”色彩較濃，不可避免涉及人和錢，即就業和債務問題，難度和要求都比較高。2016年全國人代會期間，習近平參加湖南省代表團審議時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

　　從這一年工作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未回避“減法”工作，而是首先拿減法開刀。截至9月底，鋼鐵和煤炭行業去產能完成全年任務的80%以上。

　　去庫存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鼓勵各方購買庫存商品房出租、鼓勵房企降價等三大路徑后，各地陸續出臺去庫存落地方案，不過在放開戶口限制、土地供應上有明顯分化。

　　8月，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年減稅額5000億元以上。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聚焦加大補短板力度議題，提出放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限制。

　　10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中最后一個“去杠桿”方案出臺。《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市場化銀行債券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出，通過企業兼并重組等方式降低杠桿率，允許企業債轉股，但政府不負兜底損失責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認為，2016年以來，由于煤炭鋼鐵價格回升波動等影響，去產能工作一波三折，未來仍然面臨一定挑戰。去庫存在三四線城市的工作將更加困難，消化商品房任重道遠。去杠桿的工作剛剛啟動，后續有待觀察。降成本和補短板總體來說取得一定成效。

　　風險存在于政策之間的微妙矛盾。徐洪才說，例如去杠桿和穩增長之間、降成本和職工收入之間的矛盾等等。

　　盡管如此，在2016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正處在改革深水區的中國經濟已經明確了下一步要邁出的方向，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中國正在啃下改革的硬骨頭，人們從中看到了信心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