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逢其時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我國經濟增長率除了2010年達到10.6%的兩位數，其余年份都已降到個位數，2011年至2015年，經濟增速分別是9.5%、7.7%、7.7%、7.3%和6.9%，預計2016年經濟增速為6.5%~7%。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體現了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點。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因素。就前者而言，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還要保持兩位數的增速，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即便是7%左右的經濟增速，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也是位居前列的。就后者而言，金融危機的沖擊至今未消散，投資、消費和外需不振的周期性因素還影響著各國經濟走上復蘇之路；具體到我國，雖然也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但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導致的結構性矛盾始終未得到很好的解決，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當經濟增速下滑時，多年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應對之策。一是從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方面入手，也就是從需求側找解決辦法；二是從勞動、投資和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入手，即從供給側尋求良策。由于刺激需求較短時間內能拉動經濟增長，所以一直以來是我們慣用的做法，的確也起到了保增長的作用。然而，長期的需求刺激，累積了越來越大的負面效應，突出表現在：不少投資是低效甚至是無效的，造成產能過剩、庫存增加，投資回報率遞減；大量的資金投入導致地方債務快速膨脹，杠桿率攀升；社會資金因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而“脫實入虛”，易誘發資產價格泡沫；供需出現錯配，有的是有供給無需求，造成產能過剩，有的是有需求無供給，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的消費品國內鮮有供給，致使一些消費外流海外；有的是供給難以滿足需求，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而老百姓確實是有這方面的需求的。

　　同時，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也促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國內來看，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支撐我國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趨變小；過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長方式，給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保護資源和環境的呼聲愈來愈高。從國際看，全球分工格局加速調整，在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一些高端制造業開始回流發達國家，東南亞國家憑借豐富而低廉的人力資源，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我國轉移出去；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在技術上已從一個跟跑者的角色正變為一個同先進國家齊頭并進甚至個別領域成為領跑者的角色，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充分形成，導致在全球產業鏈中既有低端國家的追趕，又有高端國家的擠壓。

　　因此，在新常態下，無論是下決心解決長期需求側刺激政策累積的負面效應，還是積極應對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正逢其時。

　　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我國經濟發展的全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落實，對保持“十三五”時期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首先，必須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先導。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依靠創新驅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妥善利用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供需協調，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升發展質量，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中的具體體現，同時，也只有在“五大發展理念”指導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對癥下藥，破解經濟發展難題，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和后勁。

　　其次，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重走計劃經濟的老路。市場與政府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合理理由，而政府這只看不見的手，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要避免借宏觀調控之名行替代市場機制之實，必須切實破除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藩籬，減少和消除經濟體系中的扭曲，通過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來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機制引導資源向更有效率的領域集中。

　　第三，在產業、要素、制度三個層面精準發力，增加有效供給。在產業層面上，堅持調整存量與做優存量相結合，利用財稅信貸等政策，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培育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推動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在要素層面，關鍵是要讓要素流動起來，引導要素從低效領域流入高效領域，提高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放活土地經營權；消除人員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更廣泛的發展空間，實施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強化公共服務供給，為農民進城創造積極條件；引導社會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提高民間投資意愿，為小微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在制度層面，要通過制度供給，不斷釋放制度紅利。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增強經營活力；健全創新激勵機制，強化產權有效保障；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鼓勵企業家精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重大戰略選擇。直觀上，它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為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培育新動能；其實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或推進要素市場的改革，可以看作為實現改革根本目的而落實的局部性目標。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堅定不移地依靠“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

　　因此，這樣的改革，不單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更是需要各種政策措施的統籌并用。而且，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調控政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利用需求側調控政策保持經濟一定的穩定增長，有利于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更大的回旋余地。

　　（張德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