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趙敏俐（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傅道彬（黑龍江省文聯主席、教授）

　　■主 持 人：詹福瑞（中國國家圖書館原館長、教授）

　　■時 間：2016年9月7日

　　■地 點：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

　　1、先秦文學被低估了

　　●主持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舉行了一系列的對話，對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克服西化觀念，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今天我們討論先秦文學的歷史高度問題，也是一個涉及文化自信的問題。先秦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也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以五經與諸子為代表的先秦思想文化的經典地位，直到二十世紀初，一直都是被舉世公認的，但是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包括最近編寫的很多文學史，對先秦文學的評價，一般僅僅把它當作中國文學的源頭。比如說，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創始的時期：各種題材孕育于先秦，文學思想基礎孕育于上古，儒道審美價值觀形成于先秦，士作為文學創作和傳播的主體這樣一個格局也是奠定于先秦。這種觀點影響很廣。雖然有《詩經》和《楚辭》這樣偉大的詩歌，有《論語》《老子》《左傳》等經典作品，但是人們還是更看重漢魏六朝以后的文學，認為在藝術水平上，它們要高于先秦文學。我們只是作為源頭、作為孕育期而肯定了先秦文學的價值，這一觀點與文學史的實際情況有沒有出入？這也正是趙敏俐和傅道彬兩位先生近些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趙敏俐：先秦文學不僅是源頭，而且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要認識先秦文學，我們首先要從大的歷史時間跨度上給它一個基本定位。先秦文學不同于后世的斷代文學，它指的是從中華民族誕生到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前這一大的歷史時段的文學。雖然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只是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相關內容，但即便如此，從發現了甲骨文的殷商王朝到秦的統一，也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如果再加上口傳時代的文學，歷史就更長了。以詩歌來講，它的產生早在文字出現之前。當我們的先民發明了語言，有了感情沖動想要進行表達的時候，詩歌就產生了。《詩經》以四言為主，嫻熟的語言、流暢的文字，以及比興的大量應用和高超的表達技巧，說明它的文體形式已經非常成熟，從詩歌的最初產生到《詩經》的結集，應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讀《詩經》《尚書》就會發現，里面有那么久遠的歷史生活內容，顯然不是一朝一代所能完成的。也就是說，《詩經》等作品所反映的并不僅僅是周代生活，還包含著蓄積久遠的文化內容，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我們首先要從大的時空觀上來看待先秦文學，而不能將它看作是一個斷代文學，有這樣一個歷史定位，才能對它有一個準確的評價。

　　傅道彬：我贊成趙敏俐老師的上述觀點，我們也經常在一起探討交流，都認為現在對先秦文學的地位評價不夠，這次學術對談，我們是不謀而合。我的觀點是：第一，先秦文學自成體系，而且成就極高。第二，目前對先秦文學的研究仍然不足。長期以來，我們對先秦文學的藝術水平和歷史高度都嚴重低估了。這種低估和對整個先秦文明的低估有關，所以我們一直不太敢說先秦文學其實是一個高峰。我曾經說過，隨著焚書坑儒，原始的思想森林就已經被焚毀了，秦漢以后的思想都是次生林，都不是“原始森林”。文學也是如此，我們總說漢代文學是轉向，但其實無論怎樣轉向，先秦文學在文學形式、文學體制、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文人情懷上都達到了那個時代世界文學的最高水平，早已為后世奠定了根本基礎。先秦文學產生于“經典時代”“軸心時代”。“經典時代”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時代，雅思貝爾斯說：“什么是經典？經典就是時時被提起的那些偉大著作。一到了歷史的轉折時期，我們總要重新闡釋這些著作。”所以我們仍需要闡釋經典、研究經典。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但是像《尚書·堯典》《易傳》等著作同時也是文學文本，所以還有一種“六經皆文”的觀念，錢鐘書先生將其闡釋成了“六經皆詩”。但先秦文學中的這一點經常被我們忽視。總的來說，對先秦文學和先秦文明的崇高地位，我們是大大地低估了。

　　2、先秦文學的演進軌跡

　　●主持人：從先秦文學形式的完備、文學制度的建立、創作的繁榮都可以看出，先秦文學已經非常成熟。所以不能因為它是初始期，就低估它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地位。正如二位先生所說，先秦文學確實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個高峰，但是我們在閱讀思考的時候也會有疑問：怎么就會突然產生了這樣一個高峰呢？

　　趙敏俐：現在的文學史基本上不把殷商文學當作一個單獨的時段來講，基本上都是由原始文學、神話直接進入到《詩經》的講述，也就是周代文學。而殷商文學作為有文字以來中國文學史的開端，卻被忽略了。實際上，這是中國文學由口頭文學進入書寫時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和文物材料，也能證明這一點。其實在早期的文學史中也曾提及殷商文學，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楊公驥先生的《中國文學》（第一分冊）曾專列一編。后來的文學史卻把這一段砍掉了。砍掉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們的文學觀念變成了所謂的“純文學”觀。在先秦符合此觀念的文學作品只有《詩經》和《楚辭》。為了變通，也不得不講像《左傳》《戰國策》以記述歷史為目的的著作，但是我們并不講述這些作品的全部，只分析其中的寫人手法、敘事藝術，并將其稱之為“歷史散文”，這實際上是一種割裂行為。同樣道理，《論語》《老子》這些以記言和說理為主的著作，則被稱作“諸子散文”。而像甲骨文、銅器銘文等這些不符合“純文學”觀念的文獻則被排斥在外。第二個原因是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將《商頌》看成是春秋時代的詩歌，“宋詩說”的觀點流行一時，正考父校《商頌》的歷史記載也被否定，《尚書·盤庚》篇也被認為是后世整理過的，不盡可信。這樣就等于從整體上否定了殷商時代有文學的存在，在文學史上自然也不會有相應的論述，更不可能把它看成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從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開始，都是從原始文學直接跳入周代文學，這是有問題的。細心的讀者會有疑問，中國文學是從原始時代直接跳到周代文學的嗎？為什么周代文學會突然達到那么高的水平呢？離開了殷商文學，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法交代。近年來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和間接材料，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互佐證，證明殷商已經是一個非常繁榮、高度文明的歷史時期了。歷史學和考古學界已經明確將殷商時期作為一個時代單獨提出來了，我們的文學研究自然也應該重視。我們應該摒棄那種狹隘的“詩歌、散文、小說、戲曲”的“純文學”觀念，要用一種符合歷史實際的“泛文學”觀來看待殷商文學，因為中國古代文學就是由一個“泛文學”觀逐漸發展成現代文學觀的。如果不尊重這一歷史事實，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殷商文學，也很難從源頭上對中國文學的生成發展作出合理的闡釋。

　　傅道彬：與殷商時代相比，周代文學進入了全面繁榮的歷史時期。從整個文學史看，先秦文學自成格局，有自身的發生、發展、繁榮、總結期的歷史階段。而且，先秦文學不同于其他斷代文學，它結束在它的高峰期和總結期，結束在《莊子》《呂氏春秋》《楚辭》出現的時期。我特別同意趙老師的觀點，殷商文學是先秦文學的成長期，對殷商文學的忽略是由我們狹隘的文學觀念造成的。其實我們還有一種狹隘的歷史進化論。比如說青銅器銘文，我們都以為是后勝于前，實際上并不是這樣。我們看《殷周金文集成》就會發現，商代青銅器的鑄造工藝和銘文技術都是最好的，銘文俊逸有力，字美如畫。時間越往后，做出的青銅器以及上面的銘文反而越差，戰國的青銅器銘文尤其如此，我將其概括為“輕、斜、歪、淺”。因此，我們不能受狹隘的歷史進化論的影響。再比方一提到《詩經》，我們就說它是詩歌，實際上，它更應該被叫作“歌詩”。《詩經》的詩篇都是可以配樂演奏的，而且很多都是用在宮廷里的。過去我們總說中國沒有史詩，實際上是有的。史詩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語言敘事的，比如西方的那些史詩；另一種是表演式的，其中許多場景和情節是可以借助表演完成的。《詩經》中的《頌》，很多都屬于這種表演式史詩。表演式史詩很短，因為許多歌舞音樂替代了語言敘述，比如《大武》六章就有嚴謹的結構和表演程式。而且在周代文學里，還要注意文體形式的變化。例如《坤》卦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是通過秋天景色的描繪詩性地表現上古哲人對大地的理解與啟示。《乾》卦說“潛龍勿用”“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群龍無首”，這里的龍是東方蒼龍七星，古人正是從天象的變化獲得思想和政治的啟示。“飛龍在天”到“亢龍有悔”這個時間其實就是《詩經·七月》里的“七月流火”。所以說，中國的哲學實際上也是用詩來表達的。再比如《左傳》。《左傳》在文學史上是一部奇書，它的藝術高度是不可思議的。過去我們常說《左傳》寫得最好的是敘述戰爭，實際上它更長于宮廷斗爭的敘事。其中，它又特別注重小人物、小事件的描寫，讓小人物推動大歷史，讓小事件引發大事件。而且《左傳》的結構太嚴謹了，“輻輳式”的敘事結構極大地提高了《左傳》的藝術表現力。通過排列比較，我們能看出先秦文學內部的發展演進，比如以《堯典》為代表的《尚書》記言，往往是訓話式的、不容置疑的，而《左傳》《國語》《論語》《孟子》常常是對話式的，表現出討論式的語言風格，后來對話體又變成了戰國時期的獨白體，都是個人發表的長篇大論。這都能看出先秦文學的演進軌跡。

　　3、殷商開啟了文字書寫的文學時代

　　●主持人：傅先生剛才說到青銅器銘文，認為后不如前。我想這跟文字載體和書寫工具的變化也有關系。還有，你講的《詩經》《左傳》的藝術成就，這一點我很贊同，我看了很多后來的小說評點，都很明顯地受到史傳文學的影響。可以說，先秦文學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以上還是宏觀的概論，講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口頭文學和文字記錄的文學不同，商代文學和周代文學也不同，那么文學精神有沒有變化呢？下面請二位先生再具體、深入地展開討論。

　　趙敏俐：要對先秦文學作出更全面的認識，我想還要將先秦文學進行細分，分成兩個大的時間段。第一段是殷商以前，我們可以稱之為口傳時代的文學。對口傳時代的文學進行研究，這一工作我們目前重視得還遠遠不夠。比如像《詩經》中的“興”，它的產生有兩個傳統，都源于口傳時代。一個是文化層面上的，起興的意象背后都有古代文化傳統的遺留，采用的意象都有文化蓄積。另一個是技術層面上的，《詩經》作為音樂文學，保留了許多口傳時代的特征，“興”就是口傳時代才形成的詩歌技巧。這是需要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東西。第二段就是書寫時代的文學，它又可以細分為殷商文學和周代文學兩個階段。商和周的歷史跨度都比較長，但是他們的文化制度不一樣，需要我們結合文化制度對這兩段的文學進行分析。殷商時代是中國有文字書寫的文學時代的開始，它有這個時代的鮮明特征。作為這一時代的文學，至少包括甲骨文、銅器銘文、典冊散文和詩歌這四大部分。一般人總認為甲骨文記載簡略，青銅器銘文也不多，敘事功能不強，由此忽略了它的文學價值，這是不對的，我們需要從書寫文學的源起來認識它的奠基意義。此外，殷商時代還有沒有內容更為豐富的文學書寫呢？自然是有的，那就是典冊。我們知道，現在流傳下來的殷商文字實物只有卜辭和金文，但是卜辭專記占卜內容，金文僅記載與某一青銅器鑄造有關的情況。我們要問，殷商時代的其他國家大事難道就不記嗎？如果記的話，用什么記載呢？是典冊。對此，周初的文獻《尚書·多士》里說得很清楚：“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說明殷商時期的主要文字記載應該是典冊，未必是甲骨文和金文。這種情況，以周初的文字書寫材料相佐證可以證明。周初的文字書寫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寫在簡冊上的國家大事記載，比如現存《尚書》中的《周書》部分；一種是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還有一種是用于占卜的周原甲骨。在這三種當中，傳下來的最成熟的文章，還是書寫在典冊上的《周書》。這說明，商代雖然只留下了《盤庚》這樣一篇最可靠的典冊文獻，但是還有一些相關材料可以證明殷商時期的敘事文學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高度。另外，經過多年研究，現在的學界已經基本證實了《商頌》是可靠的商代文獻，只是經過了后人的整理。而且，近年來新出的考古資料很多，其中有很多青銅器、樂器和詩歌創作相關，還有與樂器隨葬的歌舞藝人，這些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相互發明，可以形成“證據鏈”，我們可以據此做殷商時期歌舞藝術和歌詩的研究。所以我們說先秦文學是一個高峰，不是空口無憑的，而是建立在考據和論證基礎上的。

　　傅道彬：先秦文學自身有內部的發展軌跡。比如西周初期的統治者在剛剛建國后多么的雄心萬丈，前不久清華簡公布的《耆夜》里，姜尚、畢公、召公等悉數到場作歌，形式非常完備，情感非常豪邁。孔子稱贊的“二南”也是如此，感情的波瀾起伏不大。但是到了東周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作《變風變雅與春秋文學的精神轉向》，就是說變風變雅到底變了什么。我覺得有兩點：內在精神變了，審美風格變了。精神上，早期的雄心萬丈、從容不迫沒了，完全成了感傷的那種黍離之悲，屈原式的感傷都有了，《小雅·北山》就是很好的例證。再者就是審美風格變了，三頌詩喜歡用大、高、巨、百、萬等字眼描繪碩大無朋的自然景象，而到了“變風變雅”，則開始局部地、細化地描繪生活，藝術上最大的收獲也是自由寫實主義美學風格的成熟。以往《詩經》的研究者說到《詩經》的藝術成就，往往只強調比興藝術。其實“比興”只是一種歷史的藝術傳統，相較于比興的浪漫寫意，“賦”的工筆寫實更具藝術的進步意義。真正代表春秋時代文學進步的其實是“賦”，是以鋪陳其事為藝術手段，對社會生活全面的表現和對人物細致而真實的刻畫。比如《衛風·碩人》里對美人的描寫，是我們目前見到的中國古代詩歌中最細膩真實的人物形象刻畫，它代表了春秋時代寫實藝術的真正成熟。所以說，西周到東周的文學變化，有形式的變化，有主題的變化，而且有思想情感的轉變。

　　4、先秦文學的精神與制度

　　●主持人：我很贊同傅先生剛才的觀點，西周到東周確實存在著巨大的變化。我也贊同“賦”才是最豐富的表現手段這一說法。“比興”是比較原始的手法，而“賦”則更需要理性操作，“賦”的手法的進步，的確是文學進步的一個標志。接下來，我很關心所謂“經典”的問題，兩位能不能具體說說先秦經典作品中的君子形象、文學制度和語言風格等專題問題？

　　趙敏俐：我想說說先秦經典中的文學精神，也就是先秦文學對人的思考。無論是《尚書》中的教誨，《周易》所倡導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還是《左傳》《國語》中對大量人物故事的描寫，都體現了先民對高尚人格的追求。在先秦時期，我們就確立了塑造與贊美君子人格的文學傳統。《說文解字》說：“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尹為古代部落酋長之稱，他地位很高，可以向他的臣民們發號施令，進而引申為對統治者和貴族男子的通稱。與君子相對的就是小人，指的是被統治者、地位低下的人，最初這是一個階層的劃分。但是在先秦，“君子”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專指那些才德出眾和有特異節操之人。在周代社會文化觀念中，人們對“君子”有著嚴格的才德要求，“進德修業”是其最基本的條件。這樣，“君子”就不僅是一個對地位的稱呼，而且是一個對品格的稱謂。先秦文學中倡導張揚君子人格，斥責小人行徑。有一種說法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還有《左傳》后面往往有一種評價，叫“君子曰”，這是道德評判，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現在我們研究先秦文學，必須學習其中的君子風范。這些君子風度翩翩，出言有章，熟習禮樂，博學多識；他們在家是孝子，在國是忠臣，對人是義士；對上恭敬，對人謙和，交友有誠信，為國能讓賢；在政治舞臺上，他們或者是艱苦的創業者，或者是卓越的改革家；在戎馬生涯中，他們既是雄姿英發的武士，又是退讓有禮的君子，既懂得為義而戰，也知道以德服人。他們以良好的言行舉止和不凡的道德功業，為后世樹立了做人的楷模。這是先秦文學留給我們一筆最重要的人生財富，在今天仍然有著巨大的價值。

　　傅道彬：我很贊同趙敏俐先生的觀點。先秦君子風范中我覺得有幾點是特別重要的：第一，以仁愛為核心的內在精神；第二，以禮儀為核心的外在風度；第三，以忠勇為核心的擔當氣質；第四，以《詩》《書》為代表的文化修養，其中又尤其重視《詩經》。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度哪一個時代像中國的春秋時代那樣，把詩納入政治、外交、宴饗、祭祀、戰爭等一切社會生活當中。《樂記》里說：“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這種君子修養與風范也為先秦文學的繁榮做了很好的鋪墊。

　　趙敏俐：先秦文學能達到如此高的文學成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確定了相應的文化制度。例如從《尚書·舜典》《尚書·益稷》可以看出，至晚在虞舜時期，不但已經有了從事歌舞表演的專門藝人，而且國家還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再讀《商頌》，我們可以知道那時候的歌舞場景是那樣宏大，樂器是那么完備，樂人是那么眾多，場合是那么莊重。可見當時基本上是傾全國之力在做禮樂活動，正是詩和禮樂緊密結合的這種國家層面的制度，推動了先秦歌詩的繁榮。除了樂官制度，還有就是中國很早就確立了史官制度。我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歷史傳統非常發達，而且先秦時期的史官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堅持秉筆直書。《左傳》里，齊太史秉筆直書崔杼弒君之事就是很好的例證。這種史官制度也為先秦史學著作的興盛鋪平了道路。可以說，史官和樂官這兩大制度的建設，為先秦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傅道彬：文學的核心問題是語言問題。如果承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那么語言就成了衡量文學的主要標準。“直言曰言，修辭曰文”，當一個民族懂得自覺修飾和美化直白的語言的時候，就有了“文言”，也就意味著文學意識的覺醒。有一個現象很有趣，我國越早期的典籍越難懂，越顯得充滿修飾。比如《尚書》的文字以“佶屈聱牙”而見稱，同樣是訓話，《湯誓》里的話是：“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到了《秦誓》里面，就成了“嗟！我士，聽無嘩！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可見，春秋時期的話更接近口語一些。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時期的“新文言”的成熟與語言變革，稱其為“春秋時代的五四運動”。所以說，春秋時期建立起了中國文學新的語體形式，一種新的清新明快的語言風格替代了古奧艱澀的語言風格，多種修辭手段的運用建構起新的審美風格，那時文學的興盛與此有著必然的聯系。

　　5、先秦人如何理解文學

　　●主持人：對“文學”的認識問題，是我們研究文學最根本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講文學，幾乎全是四分法，是按照西方理論來判斷的。其實講到底，我們根本的文學思想還是認為辭賦是“小道”，最終還是要追求“義理”。這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我們的文學史寫作還是要立足本土實際來進行。接下來兩位先生能不能講講文學觀念與先秦文學的關系？

　　趙敏俐：關于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問題，近兩年爭論較多。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前段時間還有一場關于“文學自覺是不是偽命題”的對話，很有意義。古代的“文學”與我們今天的概念本來就不同，劉勰《文心雕龍》里面所說的“文”絕大多數都不屬于我們現在所界定的“文學”范圍。而“自覺”更是一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詞，大家心中的“自覺”標準都不一樣，所以用“文學自覺”的概念去硬套古代文學，不符合古代文學的實際，更不能用這一概念將中國文學以某個時代為界，劃分為“自覺”和“不自覺”這樣兩個階段。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認識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呢？剛才傅老師說了一個詞——文言，我覺得很貼切，其實“文”就是用語言進行美的表達。在先秦文化觀念里，從來不把“文”當作一個獨立的藝術范疇。他們認為“文”是事物的形式與現象，是附麗于事物本質的外在表現。《周易·離卦·彖辭》說“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這自然生成的日、月、星就是天之文；山川風物、五行四時、百谷草木之類，就是地之文。同樣，《禮記·樂記》說“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這由人心感物形于語言聲音的表現就是人之文，即廣義的文學，它包括形諸語言和文字的所有物質表現形態。但無論天文還是地文，都是“道”的自然表現，對于人來說，“文學”只是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自然表達的結果而已。先秦兩漢時代對于“文學”的這種理解是中國人一系列文學觀念產生的基礎，由此而推衍出的就是以善為美的美學觀：強調作文的條件首先是做人，只有道德人格完善，才能作出天下之至文。因此，作文的途徑只有從原道、征圣、宗經入手，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也正因此，中國人早就對先秦經典推崇備至，不但視為后世文學之楷模，也是后世做人之必讀。正是在此基礎上，古人才建立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所以，要研究中國人的文學觀，我們應該首先看看先秦人對“文學”是怎么理解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人的“文學觀”，更好地研究和認識中國文學的民族特點和發展的歷史。

　　傅道彬：先秦文學和我們今天的文學有所不同，就是早期的文學和人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尤其是殷商和周代文學，比如“鄉飲酒禮”，要唱十八首詩。海德格爾曾說“歌聲即生存”，其實換句話就是說，文學狀態是人回避不了的狀態。人的生存狀態一旦滿足，就必然和文學狀態發生聯系。《左傳》“張骼輔躒致師”的片段，就是說在緊張的戰斗過程中，主人公也都要鼓琴而歌。季札掛劍的故事更是我們都知道的。通過這些事例，我們能看出那時候君子的風雅、氣質、修養，這些也都是文學帶給他們的。所以說，先秦文學中“風雅精神”的內涵與意義，還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結語

　　主持人：感謝兩位老師的精彩發言。先秦文學既是中國文學的濫觴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高峰。它以其高水平的創作，為后代文學發凡起例、樹立典范。在書寫時代之前，我國有著漫長的口頭文學創作時期，人們的思維能力和表現能力都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因此一旦有文字誕生，很快就迎來了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這看似很突然，實際上是水到渠成，如劉勰所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過去我們忽略了口傳時代的文學，把書面文學的開端當作了文學史的開端，因此認為先秦時期是文學幼稚的、低水平的階段。再就是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我們大大縮小了文學的研究范圍，導致把許多古代文學作品排除在文學研究的范圍之外。這也導致我們大大低估了先秦文學的價值和地位。今天，兩位先生的對話全面而深入地闡述了先秦文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它應該具有的歷史地位。希望今天的對話能夠推動對先秦文學歷史地位的再思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