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復興計劃在二戰后美國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美國外交史研究的重點問題。國內論著往往從美國國家安全或經濟利益的視角對歐洲復興計劃進行探討，忽略了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與文化因素同歐洲復興計劃之間的聯系。近十多年來，美國外交史研究中出現了文化轉向和國際化的取向，歐美學者越來越關注文化與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受這種趨勢的影響，歐美學者不僅對美國推行歐洲復興計劃的動機、舉措及對歐洲經濟發展的影響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而且注重從文化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汲取理論資源，分析西歐重建期間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融合與會通，以及受美國文化影響的西歐國家民眾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發生的趨向。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對歐洲復興計劃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對歐洲復興計劃的主管機構經濟合作署作用的探討卻相當有限。如果撇開對經濟合作署的建立及其在歐洲復興計劃具體實施過程作用的探討，就難以理解歐洲復興計劃的真正內涵。

　　經濟合作署于1948年4月正式建立，其建立是合作主義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的一次成功體現。合作主義是政治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領域的概念，它主張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協商合作，政府以讓渡部分公共權力的方式，使社會團體進入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并對相關政策提出意見。當美國國務院等政府部門試圖對歐洲國家實施經濟援助時，很多美國社會團體通過國會作證和其他游說渠道，努力把各自集團的利益上升為國家利益，以便獲得在外交政策中得以實現的合法性。這些社會團體不但支持歐洲復興計劃，而且對建立歐洲復興計劃的主管機構提出了重要建言，為在合作主義框架下領導和實施歐洲復興計劃奠定了人員和組織上的基礎。經濟合作署廣泛吸納來自利益團體的人士，擁有一整套較為完備的組織體系。這種具有合作主義特點的組織模式，能有序地將分散的社會利益傳達到國家決策機制中，使來自民間組織的人士與政府官員在執行歐洲復興計劃上彼此配合，維持了高度分工、功能分化下的利益整合。

　　經濟合作署成立后，在執行歐洲復興計劃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經濟合作署認為，要想使歐洲經濟順利恢復并最終走向繁榮，需要依靠美國在貿易、金融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在歐洲推動自由貿易，并促使那些與美國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市場化。為此，經濟合作署通過修改歐洲內部支付與補償協定、建立歐洲支付同盟等措施，鼓勵西歐打破戰前支離破碎的民族經濟，削減關稅壁壘，并通過經濟一體化來提高生產和消費水平。從表面上看，歐洲支付同盟的成立，只是為了解決當時約束貿易發展和阻礙經濟復蘇的美元短缺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合作署將歐洲支付同盟的建立視為通過增加歐洲內部貿易，使歐洲加入到自由經濟體系的重要步驟。

　　經濟合作署中有很多來自商業、勞工等領域的人士，他們不僅僅滿足于向西歐國家提供物質和資金援助，還希望借此展示美國現代化的經驗和技術，為戰后經濟現代化運動提供參照模式。美國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極具個性化的管理模式，通過大規模生產來提高標準化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并以大規模銷售來促進產品的流通是其重要特點。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形成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相聯系的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美國階級矛盾的加劇。在經濟合作署看來，如果向歐洲推廣美國的經濟實踐，可以有效解決歐洲面臨的工業和社會問題。西歐重建期間，經濟合作署以派遣人員互訪、舉辦論壇等方式，向西歐國家宣傳了美國企業的“合理化”生產方式和科學管理方法。經濟合作署還針對西歐企業管理階層開展了一系列管理教育活動，鼓勵歐洲私人企業、勞工和政府部門協商建立本行業的競爭規范。經濟合作署實際上是采取美國經驗，向西歐推廣一種緩解社會矛盾、維護政治穩定的途徑。用美國學者麥考爾·霍根的話說，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者試圖“用美國的科學管理和勞資合作取代歐洲的舊式經營方式，使歐洲人切身感受美國現代技術和勞資關系改善對生產的促進作用”。

　　除了向歐洲輸出以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代表的美國企業文化外，經濟合作署還潛移默化地宣傳以美國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為代表的生活方式。二戰后初期，西歐一些國家的公眾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社會發展前景充滿懷疑和失望情緒。經濟合作署認識到，以重振歐洲資本主義為主旨的歐洲復興計劃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改變歐洲人民對資本主義的懷疑和失望，使他們重建并加強對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認同。向歐洲國家推廣與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緊密相連的美國大眾文化和價值觀念，就成了經濟合作署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在經濟合作署看來，美國以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和先進技術為代表的現代消費社會，顯示出一種成熟的生活方式。歐洲復興計劃實施期間，經濟合作署通過資助發行雜志書籍、制作電影、舉辦展覽、推廣旅游業等交織并行的方式，向西歐國家宣傳美國的消費文化模式，希望西歐民眾在欣賞或享受這些文化載體所傳遞信息的同時，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顯然，經濟合作署在推動西歐經濟復興以服務于美國政府的冷戰戰略和利益集團實際利益的同時，力圖將美國的企業文化和大眾文化傳播到歐洲，使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擴大影響，以此來確立和維護美國的文化霸權地位。西歐重建期間，大量具有現代化特征的美國管理經驗、技術傳入歐洲，誘發了歐洲人需要進行經濟變革的意識，一些歐洲企業開始引進美國的企業管理方法和生產方式，以實現生產的“合理化”。隨著體現現代大眾消費社會主要特性的文化產品大舉涌入西歐，歐洲國家經歷了美國大眾消費文化對本土生活方式的沖擊，加劇了20世紀初開始的“美國化”進程。

　　實際上，文化所包括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行為模式都是經歷漫長的歷史進程而形成的，歐洲人內心深處的文化觀念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改變。盡管這些遭受戰爭浩劫的西歐國家為了從經濟崩潰的危機中恢復過來，開始向美國學習提高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的“良方”，但是歐洲精英人士不愿意看到歐洲文化在美國文化的日漸侵蝕中失去特性。一些歐洲國家的上層人士認為，歐洲復興計劃是按照美國的意志來干預和設計歐洲現代化的道路，他們擔心，以大規模生產和大眾消費為核心的美國工業與商業文化的傳入，構成對西歐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挑戰。于是，這些國家在引進美國生產和管理模式的同時，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觀對美國企業生產方式在內的美國文化進行抵制和選擇性的接納。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佩爾斯所言，“美國試圖以自己的形象和發展模式重塑戰后的歐洲，但美國文化在向西歐傳播的過程中受當地社會環境的影響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并逐漸融入到歐洲文化中。”可以說，經濟合作署沒有意識到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其試圖用統一的文化模式來整合歐洲的做法，非但沒有達成西歐國家對美國文化的認同，反倒讓“美國化”的許多舉措面臨一系列困境。（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