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屠呦呦獲諾獎的東風，葛洪煉丹著書的羅浮山被評為“省中醫藥文化宣傳教育基地”，葛洪博物館有望在今年內建成，定位“瀕危中草藥”物種植物園的葛洪藥苑也呼之欲出。關于“葛洪”醫藥的項目逐漸增多，影響力也逐漸擴展。

　　然而，筆者認為，惠州要打好“葛洪醫藥”這張牌，亟待以更高的視角進行總體規劃。

　　葛洪與蘇軾是惠州的兩張文化名片，他們不僅是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且所言所為澤被至今，這是歷史留給惠州的珍貴資源。以往對二者不同的探討多著眼于兩位大家專攻“學科”的不同：一個從民生從詩詞創作，一個從醫藥從養生方法。實際上，從惠州角度看，兩者相比，葛洪有另一種優勢：蘇軾由于仕途顛沛，一生歷典八州，大多留下優良政績和名章佳句，惠州只是其中之一；而葛洪從來與羅浮山緊密相連。也就是說，從文化的稀缺性上說，就惠州而言，葛洪比蘇軾還要更勝一籌。

　　葛洪的特殊性還不止于此。如果說蘇軾對今時今日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化層面、精神層面，葛洪的價值一方面有道教文化的內容，另一方面更有中醫藥的實用內容。傳承、弘揚“葛洪”醫藥的全盤規劃，也理應以多層面的認識為基礎。

　　首先，是歷史角度的史料和器物層面。有望在今年內建成的葛洪博物館無疑是匯聚和展示葛洪相關史料的重要載體，與此同時惠州還應以羅浮山為自然載體，深度挖掘其中的葛洪元素，將葛洪醫藥融入羅浮的山水草木之中。

　　其次，是文化角度的精神層面。葛洪是道教名家，羅浮是道教名山，道教思想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其陰陽轉化的辯證思想迄今仍不乏借鑒意義。羅浮山雖以道教十大名山之一聞名，但筆者數次到羅浮游覽，并未感受到濃厚的道教文化，這方面羅浮山還有很多文章可做。

　　再次，在筆者看來也最為關鍵的，是追溯葛洪著述醫書“初心”后的實踐層面。無論是給屠呦呦以關鍵啟發的《肘后備急方》，還是《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都是葛洪感于“窮鄉遠地，有病無醫，有方無藥，其不罹夭折者幾希”，而希望實現“使有病者得之，雖無韓伯休，家自有藥；雖無封君達，人可為醫，其以備急固宜”。聯系如今醫藥改革的大背景，或許更能理解葛洪當年著述的苦心。

　　由于醫療設備的升級換代，由于醫療服務價格的水漲船高，由于很多西醫藥物價格居高不下，現在雖有醫有藥，政府也想方設法降低醫藥負擔，但對百姓來說，一旦生病，往往面臨多方面的生活壓力。而中醫藥，特別是葛洪所倡導并著力推動的“家自有藥，人可為醫”也就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說，定位 “瀕危中草藥”物種植物園的葛洪藥苑必不可少，在此基礎上不斷挖掘“葛洪醫藥”對當今醫療的啟示意義，并以現代科學的手段將之變為降低醫藥負擔促進百姓健康的醫藥實踐，也就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