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出生18天的男嬰在醫生診治之后死亡，男嬰家屬因此獲得了90萬元的賠償。但在當地村委會與祠堂理事會的壓力與動員下，死者家屬全額退還了賠償款。（7月7日南方網）

　　這一事件原本是一起典型的“醫鬧”，它幾乎符合“醫鬧”的所有構成要件。但一個令外界頗感陌生的組織的介入，使這一事件的走向發生了轉向。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一轉向？

　　祠堂理事會，聽上去就是一個頗具傳統色彩的民間組織，它建立在宗族倫理與宗法關系之上，是傳統鄉村宗法治理模式的殘留。祠堂理事會的成員由每個家族的組長出任，他們處理村子的大小事務，在宗族倫理尚有遺存的農村社會中，具有一定的權威。在傳統的敘述中，農村宗法組織是束縛人性、壓制個體權利的罪魁禍首，也是人性解放、個體權利伸張需要首先破除的枷鎖與牢籠。

　　但實際上，在傳統社會中，類似祠堂理事會的宗法組織不僅享有治理鄉村的實際權力，而且也承擔著救護弱者、維護鄉村秩序的義務。更重要的是，基于血緣紐帶而形成鄉村宗族組織構建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一道屏障與緩沖帶，能有效地防止社會的對個體權利的直接侵蝕。

　　尤其在近年，鄉村傳統秩序逐漸瓦解，傳統倫理逐漸喪失，鄉村社會陷入無序的邊緣。為此，重建鄉村宗法倫理治理組織被認為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有效方法。在廣東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宗法組織的確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它不僅對于村民不合理的訴求形成了壓制，而且也發揮了一定的救護弱者的作用。在這一事件中，祠堂理事會不單單迫使男嬰家屬退還了顯屬不當的賠償金，而且也發起了捐款，為男嬰家屬籌集了數萬元的慈善款。

　　在這個意義上，祠堂理事會的介入是解決此類問題一個值得嘗試的新模式。

　　但是，在這一事件中，祠堂理事會的介入依然存在很多問題，而這正好為我們考察傳統宗法組織參與現代社會治理的利與弊提供一個極好的樣本。在其所呈現的諸多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公權力執法與司法的缺席可能導致宗法組織對個體權利壓制。

　　在這一事件中，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公權力執法部門的身影。按理來說，嬰兒死亡不是一起民間糾紛，需要由執法部門查明原因、理清責任歸屬，再行處理，而決不能僅僅依賴民間的協商解決。但從嬰兒死亡到雙方協商再到家屬退款，公權力執法部門都是缺席的。爭議的雙方既沒有受到執法部門的執法調查，也沒有得到審判部門的公正裁判。這就導致在整個過程中，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都是不確定的。而祠堂理事會對死者家屬施加壓力促其退款時，必然會引發后者權利被侵害的感受，也并不能令其心折口服，也不能形成雙方的真正和解。

　　所以，就此來看，宗族組織介入鄉村社會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法律對公民權利與義務明確的界定與確認之上，必須以此為行動的基礎，否則，宗族組織就極容易對民眾權利形成壓制，在鄉村社會中形成一種無權利的前現代僵化秩序。實際上，傳統社會中的宗族組織之所以被視為戕害人性與壓制權利的鐐銬，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傳統社會中個體的權利與義務沒有被明確界定、確認。

　　但就目前來看，對鄉村宗族組織的召喚主要基于這樣一個現實，就是國家法治秩序沒有進入鄉村，國家法治權力無法注入鄉村世界，所以外界期待宗族組織能替代國家法治機關，承擔起重建鄉村的職責。這樣的設想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如上文所說，傳統的宗法組織只能作為一種補充，而不能作為國家法治權力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