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福州市一輛公交車上，一位老人因他身邊的學生沒給自己讓座，就對這位女生破口大罵，缺德、畜生不如，態度極其惡劣。這名女生忍無可忍地則回應道：來月經要寫臉上嗎？（6月14日《新聞晨報》）

　　近年來，讓座問題引發的摩擦和糾紛屢見不鮮。在傳統社會中，“尊老愛幼，扶助弱小”是一種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是一種無關信仰、無關教化的社會性遺傳。在現代社會，當不讓座的“權利自由說”遭遇道德絕對化的“必須讓座”，矛盾爆發也就在所難免。

　　公交車讓座不是法定義務，而是源于道德自覺下的責任和擔當。面對沒有讓座的女生，動用“道德大棒”進行情緒性謾罵與指責固然容易，卻是對他人合法權利的變相剝奪。“來月經被逼讓座”不僅承受著身體上的痛苦，也承受著精神上的傷害。

　　急劇的社會變遷，既帶來物質生活的巨大變化，也對適應性文化提出了與時俱進的要求。“年輕人該給我讓座”將道德和法律混為一談，只看到年輕人所謂的自私自利，卻忽視自身在價值觀念上的陳舊與滯后。將他人讓座當成理所當然的福利與權利，本質上也是權利不平等、地位不均等之下的傲慢與偏見。

　　伴隨著社會流動的加速，社會聯結狀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個人之間聯系的弱化、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道德規范部分失靈，血緣、地緣等傳統社會紐帶的松弛，導致社會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際關系“干燥化”。面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人們讓座的動力可能就沒有以前那么充足了。

　　對于不讓座行為，不分青紅皂白，上來就是一通“道德大棒”；這樣的道德濫用，不僅會降低道德自身的約束力和號召力，也會激發人們的逆反心理，讓一些原本輕微的失范行為不斷升級。“來月經被逼讓座”的無奈和艱辛，說到底也是社會信任缺失、社會互動匱乏的產物。

　　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道德不能停留在“看上去很美好”的窠臼之中，而是要做到道德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只有走出“搭便車困境”，讓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得到選擇性激勵，讓座才會有更加強烈、普遍和持久得行為號召力和向心力。不論是一聲謝謝，還是一個感恩的微笑，抑或是象征性的“讓座紅包”，激活人的良知，更多地要靠信任和激勵。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說，“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那種覺得自己有理就任性的做法，根源于文明素養的缺失。生理期、身體疲憊等客觀原因也好，主觀上的不想讓座也罷，都是年輕人的正當權利；明晰道德和法律的邊界，既承認年輕人有不讓座的權利又激勵年輕人讓座，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