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時。自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再也沒有一場考試比高考更能影響命運的了。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學與將來“穿草鞋”還是“穿皮鞋”畫等號；至于上世紀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場大潮沖擊下，高考對個人命運的影響更加多元化，伴隨的是大學收費和自主擇業；如今，高考已經從能否上大學的競爭變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競爭，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選擇了出國留學。高考見證著社會變遷，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不能想象，距離1977年那個寒氣逼人的冬季、我在湖北襄樊參加恢復全國高考的首場考試的日子，已近40年了。

　　那天，大家走進考場剛剛坐定，就出現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各位考生，我已將考場紀律宣讀完畢，現在請你們每個人把自己的手伸向課桌的前方，從下面的抽屜里取出試卷，準備答題”。

　　為了防止作弊，監考部門想出奇招：考試之前將所有課桌全部調換了一個方向。這對我們這些久未走進考場的人來說，始料未及。考生們的臉上立即出現了各種各樣奇怪的表情，原本安靜嚴肅的考場也因大家紛紛起身取卷子而弄出陣陣聲響。

　　當時的我，并沒有特別地意識到，這次高考讓我站在一個歷史的關鍵點上。正是從這一刻開始，我人生的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因為“文革”，在最應捧書閱讀的青春歲月，我離開了學校，走向了田野，走向了工廠。

　　1973年五四青年節這天清晨，18歲的我和幾十個高中同學乘著解放牌大卡車，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從江城武漢來到湖北隨縣貫莊公社插隊落戶，立志在廣闊天地里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兩年后，也是因為國家三線建設的需要，我被招到湖北襄樊棉紡織印染廠印染車間當了一名配料工。襄棉是國家重點投資建設，擁有20萬紗錠、萬余名職工的現代“托拉斯”。在那段熱火朝天大干快上的日子里，我和年輕同事們一起參加了印染軋車的試運行，也參加了漢江邊污水處理廠的建設。

　　1977年8月，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他老人家以戰略家的眼光與宏大氣魄，當場拍板，作出了當年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消息傳來，我媽媽非常激動，她寫信對我說，“這是一個人改變命運的機會。我一向認為，無論什么時候，一個人能夠多讀點書、多學點知識總是好的。希望你從現在起就開始有計劃地復習功課，準備參加今年高考”。

　　收到母親的信，受黨教育多年的我，一時左右為難起來。我在車間擔任團總支副書記、工段黨支部副書記，是工廠重點培養的青年骨干，分管領導當面對我說：“你千萬不要走，我們最近正在考慮給你提干的問題！”以工轉干，意味著身份的轉變，對普通工人來說，是莫大的激勵。而聽說全省有20萬考生準備參加高考，也讓我心里直打鼓。雖說以往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但畢竟是在走出校門5年后重拾課本，而且要在兩個月后走進考場，落掉的功課太多，能不能補得起來？

　　“要看清時代大勢，看清歷史的走向。”在母親的堅持和鼓勵下，最終我還是決定當年參加高考。白天，我照常堅持工作；夜晚，在屬于自己的時間里苦學。當時的生活條件很差，企業常年缺電，宿舍只有每層樓梯的拐角處有一盞昏黃的照明燈。每天晚上七八點鐘，樓道里就擠滿了炒菜下面、縫衣繡花的青年女工，根本無法看書學習。

　　于是，我只好強制性地調整自己的“生物鐘”：每天晚上早早睡覺，第二天凌晨3點便起床跑到公共盥洗室復習功課。鄂西北的冬天特別寒冷，我每天披著一件軍大衣學到天明。在艱難復習的那段日子，除了課本以外，隔三差五我總會收到武漢寄來的一卷卷裹得嚴嚴實實如小搟面杖般堅硬的印刷品，里面全是父母四處搜羅來的各類復習卷子。

　　高考結束以后，我在忐忑不安中靜等消息。一天，有位同事跑來向我來報信兒：“生活區的大門口張貼紅榜了，你榜上有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才獨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在全廠38位上線考生中，我的名字果然排在第一行第一個。1978年3月，我來到了魂牽夢縈、風景如畫的武漢大學，度過了4年珍貴的學習時光；1982年2月大學畢業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欄里明確表示：“希望到中國青年報工作。”最后也如愿以償。

　　今年4月，我回到離別近40年的襄棉。在我曾經留下青春印跡的地方，如今，除了兩只高大的煙囪作為標志物矗立在那兒以外，再也找不到企業昔日的容顏和氣息。襄棉，已在世紀之交的企業改制浪潮中被徹底淹沒，不復存在。而我，因為高考改變的人生方向和拿到的新船票，不僅幸運地避免了下崗女工的曲折命運，而且能夠站在更高平臺上，以更寬闊的視野，仔細打量這個世界，用手中的筆記錄時時刻刻處于變化之中的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