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毅

　　“知識分子”一詞是個舶來品，源于19世紀的俄國和法國。無論是“德雷福斯事件”中宣稱代表世界普遍正義和良知的左拉、雨果，還是反抗沙皇專制統(tǒng)治的俄國十二月黨人，在人們心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就是不攀權(quán)附勢、不熱衷名利，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的那一類人。

　　一個人算不算“知識分子”不光看他的職業(yè)和學識，而且要看他是不是具備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能不能在所學所思的基礎上發(fā)展出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無論是逃避責任還是道德墮落，都是對知識分子志業(yè)的背叛。

　　在中國的語境中，知識分子是“士”與“士文化”的現(xiàn)代闡釋。“士”不等同于文人，“士志于道”。只有具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道德理想和社會擔當，才配稱之為“士”。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jīng)滄桑而綿延不絕，“士”與“士文化”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1840年以來，面對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分子急于救國，開始揚棄固有文化的包袱，著力向西方尋求真理。

　　現(xiàn)今的中國，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未如此之近。要跨越這一步，還需要中國知識分子重塑群體身份意識與使命意識。面對多元文化與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轉(zhuǎn)型發(fā)展期，需要知識分子積極擔當，站立在時代潮頭推動中華文明的再次崛起。

　　有些人可能會說，學問無非是在“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但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所說，重點不是在于知識分子該不該參與政治，而在于如何參與政治，以怎樣的價值立場，為何目的而參與政治。

　　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不會將自己放逐于時代之外，更不會將自身矮化為盲目熱情、狹隘眼光、不顧社會后果的冒險者。人們所擔憂的就是那種隨意從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個計劃，宣告一種關于人類社會與人性的全新圖景，并放棄實踐責任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往往沉醉于精致的思想游戲，而忽視社會責任與擔當。這就好像當前網(wǎng)絡世界中某些活躍的“知識分子”，習慣于圣化自己的觀念乃至自身，熱衷于華麗的口號和空洞的批判，自詡社會的良心，卻無助于解決社會具體問題。

　　前段時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文稱，中國已經(jīng)進入一個“知識匱乏”的年代。他認為，缺少實用性和創(chuàng)新性知識探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知識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和想象力。此言一出，批評者有之，不屑者亦有之。但冷靜下來捫心自問，為何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尚未能成為時代的精神脊梁？為何報效祖國、服務社會還沒有成為全體知識分子價值觀念上的最大公約數(shù)？為何百歲高齡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羅納德·科斯在去世前，還在忠告中國學者要從“黑板經(jīng)濟學”回到真實的世界？

　　是我們的思想市場不夠開放嗎？是我們的體制機制束縛太多嗎？我覺得，關鍵還是要從知識分子自身來找找原因。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的本質(zhì)其實就是責任，對國家的責任，對民族的責任，對文化的責任。無論在時代動蕩、生存擠壓的政治夾縫中，還是在浮躁夸張、泥沙俱下的鍍金時代，知識分子都不能丟棄對理性、理想和批判的堅持。只有站在國家的高度看問題，站在國家的利益角度談對策，站在國家的需要做研究，才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擔當。

　　當然，光有情懷是不夠的，知識分子還應對現(xiàn)實懷有敬畏之心。正如薩特所說，當科學與大自然相遇時，科學就必然會使人產(chǎn)生對大自然敬畏的感覺。同樣，當知識分子進入真實的世界，即使在很小程度上對社會真正的理解，也能使人感受到敬畏與愉悅。現(xiàn)代文明的基礎在于勞動分工，知識的爆炸與學科的分工使得全知、全能成為笑談。

　　就針對公共問題發(fā)聲的“知識分子”而言，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們不是局內(nèi)人，而是旁觀者。倘若要真正發(fā)揮言論的正面價值，不僅要根據(jù)公共問題所應當遵循的規(guī)則來發(fā)言，更應該將其言論建立在專業(yè)主義之上。知識分子介入現(xiàn)實的合理性在于其專業(yè)性，無論是在公共平臺上表達，還是以決策咨詢方式輔助，都不能以堂吉訶德式的“勇氣”橫掃一切、妄言妄為。

　　總之，“知”的越多，“不知”的也越多。專業(yè)性決定著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就像眾多思想庫越是專業(yè)越是著名。政策咨詢與社會參與不僅要技高一籌，而且要獨樹一幟。有了專業(yè)能力的支撐，才能使建言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知識含量、政策建議含量，才可以開辟出一條獨特的學術之路、資政之路。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