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育政策調整,中國不少家庭有了再生育子女的愿望。輔助生殖的相關法規及技術成為社會關注熱點,也成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在12月23日分組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時的焦點話題。修正案草案明確,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12月23日新華網)。

　　通過媒體報道可以看出,對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關于禁止買賣精子、代孕等問題的規定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比如王明雯委員認為,“以代孕為例,代孕關乎人類的繁衍生息,涉及人類的發展問題,必須深入思考,審慎判斷,不能輕易下結論,不應當一棍子打死”。這樣的意見是有道理的,無論是買賣精子、代孕或是其他類似行為,盡管存在的問題很多,但依然有著一定的客觀需求,交易雙方在市場上或明或暗都比較活躍,出臺一條禁止性規定并不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如王明雯委員所說:“如果簡單地加以禁止,會不會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僅從目前的情況看,禁止代孕就面臨兩大困難,首先是黑中介、地下代孕機構已經為數不少,能不能徹底清理干凈,并且確保以后不再卷土重來?其次是國外代孕技術已經比較成熟,有些國家也是允許代孕的,如果出現大規模的去國外尋求代孕的情況,豈不是又會讓這一規定面臨尷尬?在全面放開二孩之后,我國人口生育情況必然將發生變化,至于是否還會出現其他新的問題尚屬未知。總體來看,禁止代孕的規定在實施中可能面臨較大的困難,如果實施情況不理想,那么將會減損法律的尊嚴,與其這樣,不如在規定出臺前就反復斟酌、仔細考量。

　　買賣精子或者代孕等問題涉及親情倫理,法律在介入這類問題時需要審慎而為。法律是剛性的,具有最高的權威,適用于全社會每一個人；親情倫理卻是柔性的,有些時候并不存在絕對的誰是誰非,而且具體到每個人的情況差別很大,如何把這一剛一柔有機地融合起來,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是對立法智慧和立法技術的極大考驗。通常情況下,在涉及親情倫理問題時,法律應該盡量多做加法少做減法,換言之,多做建議性規定少做禁止性規定。老年人權益保護也是一個涉及親情倫理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在全國性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只是硬性規定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并沒有禁止啃老,僅在一些地方出臺的法規中有這樣的規定,但依然引發了一定的爭議。

　　可以預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信息溝通的便捷、人口流動的加速,法律與親情倫理之間的碰撞會越來越頻繁,法律既需要維護親情倫理的尊嚴,又不宜管得太死、干涉過多,把握好這種微妙的平衡是法治建設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法律在很多時候擔負著挽救親情倫理危機、重建親情倫理價值的雙重功能,立法者尤須加倍審慎。對于一些涉及親情倫理的問題,即便法律不作明確的禁止性規定,不代表就放任問題存在、無所作為,比如可以在司法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禁止或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