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美之間戰略分歧在加大，但戰爭不可為、沖突須有限度、中美合作面在擴大、合作積累效應巨大也是中美間的共識。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并沒有因為兩國之間出現分歧而改變。這是一個總體判斷。

　　兩國間的所謂戰略互疑在上升，但還沒有導致兩國出現戰略誤判的程度。不過，隨著一些局部熱點的可能升級，戰略誤判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戰略風險上升是當前中美關系的另一個特點。

　　從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發展現狀來分析，首先應該看到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如何解化結構性的沖突是中美關系的戰略性難題，且非短期內能夠解決。

　　其次，中美關系更具有戰略全局意義。近些年，中美關系出現的一大變化是，中美均將中美關系置于全球大戰略的思考范圍之中，而中美雙邊關系的變化對于全球經濟與穩定的意義也在加大。

　　因此，為了化解中美之間戰略分歧可能帶來的誤判和戰略風險。筆者有以下建議：

　　建議一、堅持中美的戰略性共識，強化兩國的相互尊重。

　　中美關系正常化是因為中美在應對共同威脅方面形成了共識，911事件之后中美關系得到發展，也是因為中美應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國際威脅方面達成了共識。而現在這些共識隨著形勢的改變正在趨于弱化，而與之相伴隨的則是中美戰略互疑的上升。顯然，戰略共識是穩定和維護大國關系的重要因素，戰略分歧的出現和增多也部分是因為戰略共識的凝聚力出現了問題而導致的。那么，如何尋找和凝聚中美新的戰略共識呢？

　　首先，應就中美共同利益和如何擴大中美共同利益達到新的共識。中美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已經具有共識，比如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國際犯罪、恐怖主義、維護國際能源安全、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以及反對核擴散、太空合作、極地治理、防止地區危機失控等傳統安全問題上中美大體上具有相似的認識，在實踐層面也有具體的合作，但在未來的國際秩序建設、經濟全球化的主張和發展趨勢、全球治理的責任和手段等問題上存在分歧與差異。事實上，在國際秩序建設等問題上中美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因而理應不斷溝通和達成新的共識。誠然，沖突戰略觀與合作戰略觀是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重要分野。在未來中美戰略關系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兩國能否就長遠的合作戰略觀達成新的共識，能否以合作戰略觀化解沖突戰略觀。

　　其次，應理性、客觀、全面地分析兩國政策及政策變化，不因細節問題而否定已有的戰略共識。

　　美國一些人士無端指責中國在南海等問題采取強硬政策，但也有一些人士認為應該理性客觀地分析中國的政策，并且認為中國的南海政策是克制的。美國前政要杰弗里·貝德（Jeffrey A. Bade）就認為中國在南海的行為仍是克制的，“即使我們在應對這一重大事件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去分辯中國采取這些行動的意圖是什么，同時也要弄清哪些并非它的意圖”。“中國軍方并未試圖將其它南海諸島主權聲明國從其占據的南沙群島驅逐出去，事實上，它們占據的島礁數量要遠多于中方（比例為4比1）。一些媒體稱60%經由南海的國際貿易在某種程度上將受到中國威脅這種論斷是的荒謬的”。

　　同時，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反制措施并不是常態性行為，而是針對特定歷史背景之下，這一地區特定國家率先制造出來的特定事件的，中國的南海政策具有階段性，會隨著這一地區創造性合作治理方式的出現而調整。對于南海問題，中美雙方是可以通過各類溝通機制的坦率交流達成新的共識的。

　　夸大消極面、抑制積極面一直是一些冷戰思維人士喜歡的作法。這很容易導致政策走偏。夸大或歪曲對方意圖，并據此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在歷史上有之，也很容易導致戰略誤判和戰略性決策失誤。

　　由此，中美之間應冷靜應對兩國間存在的問題，不應一出現矛盾就夸大拔高兩國間的戰略分歧，上綱上線從而輕易否定兩國間幾十年間積累的合作成果――這并不是發展了三十多年的中美關系的成熟作法。合作主流的意識不應輕易改變。不應再次退回能否合作的爭論而是進一步探索如何合作，不能合作出現困難而放棄對于兩國關系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大局。

　　第三、強調新形勢下的相互尊重。

　　在雙方彼此尊重的問題上，中美都應以平和心態、虛心交流與學習對方的先進之處。在雙邊關系中，突出新型大國關系的對等性。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其實從程序上看，應該先實現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贏，才能夠不沖突不對抗。要通過中美首腦會晤和一系列戰略對話確保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這一原則得以有效實施，有必要為此專門確定規則。所謂平等關系相互尊重體現在：尊重對方核心利益，不挑戰或不觸碰對方核心利益底線。美國應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保持中立，美國不應利用中美不對稱相互依存向中國施加不恰當的壓力，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對于一些中國新倡議，美國不應盲目猜度和懷疑，動輒加以無端批評或指責。中國仍將尊重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和引導力，但也希望美國尊重和接受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并且攜手推動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構建。在平等性上，美國可以保持全球大國戰略主張，但美國必須放棄其帝國戰略主張。同時，中美還應擴大戰略共識，共同構建新型地區安全機制。

　　建議二、強化戰略性有效溝通和針對性交流。

　　中美之間交流渠道豐富而暢通。中美首腦會晤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對于總體穩定兩國關系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從以往不同層面的對話交流情況來看，還存在各自表達很充分，而彼此理解對方不夠的情況。因此交流的方式、時機和內容仍有進一步改進的必要。

　　比如就內容而言，澳大利亞學者休﹒懷特就建議，中美領導人應更加明確無誤地討論彼此間未來關系的性質以及各自在亞洲的角色。美國兩位前財長在談到中美加強對話的時候表示，通過傾聽對方的批評，中美將一起改善自身的經濟，消除造成摩擦的因素，并培養互信。

　　中美在交往的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好律己與責他的關系。出現問題不能一味指責對方，把原因完全歸于對方，而要客觀全面地認識到互動所造成的效果。同時要注意言行一致和遵約守信。

　　建議三、以戰略穩定促戰略信任。

　　戰略穩定與戰略信任是一組互動關系。通過戰略信任來促進戰略穩定是一種方式，反過來，從宏觀和總體上保證戰略穩定也可以推動戰略信任。換句話說，即使還沒有足夠的戰略互信，也要保障中美關系的總體穩定，而不可能等到所有分歧消除之后，才來謀求穩定。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表明，求同存異、求同化異是中美戰略穩定的重要原則。同時，戰略性穩定能夠抑制或縮小分歧。兩國戰略關系處于穩定期，分歧會被抑制。冷戰時期，當中美就蘇聯威脅達成共識和默契后，中美之間的原有分歧被暫時擱置一邊。冷戰后，當中美就反恐達成重要共識后，中美關系保持了長達十余年的戰略穩定。當然，必須防止通過制造分歧來破壞戰略穩定。

　　因此，對于當前的中美關系迫切的議題是：在完善的戰略信任還不能夠完全實現的情況下，如何保障總體上的戰略穩定。加強危機管控和總體穩定的制度設計是當務之急。

　　建議四、強化新型戰略思維化解兩國戰略分歧。

　　中國戰略思維中的非戰思維和非零和博弈思維有助于避免中美間的惡性競爭。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并不是針鋒相對的，中國的對外戰略并非以與美國較量為主軸。針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雖然一方面強調反遏制和管控危機。但在這二者之外，中國對外戰略仍然力圖走出一條規避大國沖突風險之路。

　　對于中美關系的未來而言，中國的戰略仍在謀求兩大戰略法則的結合：其一對于外來軍事威脅，力求以武止戈，在軍事上實現不戰屈兵。這是中國兵圣孫武的思想。其二在政治上則力求化競為合、化敵為友。林肯說改變一個對手或消滅一個對手最好辦法是把它變成你的朋友。這兩大法則應構成中美之間未來關系發展的最高境界：非戰和化競為合。這也是從根本上化解中美戰略分歧的指針。

　　建議五、深入分析中美競合關系的特性和實質。

　　必須把握好中美關系中反復出現的半競半合、競合分離、競多合少等問題。如何把握好這種利弊參半、可能性多樣、不確定性增加的中美關系、探討競與合關系的相互影響，如何減少競爭消極面，擴大合作積極面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中美之間存在競爭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否認中美關系具有競爭性質也是一種片面看待中美關系的作法。中美都應該敢于承認對方的競爭者身份和中美競爭關系的性質。中美戰略競爭的最大意義不是打倒或擊敗對方，而是強化自己。是以對方為目標，但重在強化自身。對于中國而言，美國是一個中國不斷學習和趕超的的國家，比如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科技創新等領域均是如此。中美競爭是以合理的方式更快更好地超越對方，而不是削弱或損害對方，這才是中美作為競爭伙伴所需要謀求的方向，這才是中美競爭關系的最高境界。

　　這里要強化兩點：首先是提升塑造力。運用好辯證思維。中美是競合關系。單純強調任何一面都不符合中美關系的復雜現實。要引導好雙方的競爭，把惡性競爭變成良性競爭。其次還是需要通過合作來化解惡性競爭。減少對抗性。強化合作的影響力和主導力。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倡議都是開放的，非排他的，是注重互補而不是拆臺的。中美既是競爭伙伴，更是創新合作伙伴關系。

　　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共識：中國與美國將來都不可能選擇戰爭方式來獲取某一方的勝利，而只能采取在競爭中保持理性，把惡性競爭變為良性競爭，發揮合作性影響力的作用。

　　總之，中美關系正進入新的階段，合作面與摩擦面都在并行擴大，而且合作本身也帶來新的分歧與矛盾。隨著兩國實力和影響力的變化，中美之間彼此的認知以及政策都會出現相應的改變，兩國都面臨著調整與適應新變化的進程，也面臨著相互塑造的新進程。中美必須從戰略層面把握和調整中美關系中存在的風險憂患，積極采取措施有力落實新型大國伙伴關系的建設性和創造性內涵，成功渡過中美關系特殊的轉型期，凝聚新的戰略共識，化解戰略風險，保障戰略穩定。（原題：?如何化解中美戰略分歧）

　　（王帆，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