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通江縣發布的一則關于進一步規范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引發爭議。這份通知除了對公職人員操辦酒席范圍進行規范，還對農村和城鎮居民舉辦酒席的范圍進行了界定。

　　當地政府此舉的初衷或許是好的，但從法治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關注：一是當地政府的通知，即規范性文件是否有權對屬于個人自由的行為作出禁止性規定？最近修改后的《立法法》已經明確規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法規的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二是通江縣的這份通知明確設置了一項許可。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連國務院部門規章都沒有行政許可的設定權，地方政府規章僅有臨時性許可的設定權，其他規范性文件更是無權設定。

　　可以看出，這個通知是違反有關法律規定并超越其法定權限的。這樣一個文件能被發布，說明一些干部缺乏應有的法治素養和法律意識，也說明對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發布缺乏必要的監督制度。

　　其實，我國已經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等用來規范法律、法規、規章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律法規對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實施并沒有明確規定。看來，制定一部全國性的涵蓋行政權力行使各個領域和層次的行政程序法，已成為扎緊制度籠子、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課題。（應松年　刊今日人民日報　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