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依次為：馬寅初（1882—1982）、何廉（1895—1975）、方顯廷（1903—1985）、關夢覺（1913—1990）、吳承明（1917—2011）。

　　在艱苦卓絕、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中，廣大愛國學者不畏戰火硝煙、不顧自身安危，或直接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或堅持學術救國，揭露日寇經濟文化侵略行徑，為戰時和戰后經濟社會發展獻計獻策。值此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本版刊發文章，追憶幾位經濟學家的抗戰歲月，緬懷他們為抗戰勝利作出的突出貢獻。

　　——編者

　　馬寅初

　　強烈的民本意識和民族精神

　　周建波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1882年出生于浙江紹興，1906年畢業于天津北洋大學，后赴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后在北洋政府財政部、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職。曾出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長，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馬寅初曾強烈抨擊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掠奪和破壞，要求實行民主，反對獨裁，并因此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抗戰之前，馬寅初針對可能到來的戰爭情況，對中國的財經政策進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建議；抗戰期間，馬寅初的經濟思想主要圍繞財政、金融兩個核心命題展開，并就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民生發展之間的關系作了深入探討。

　　財政思想。早在抗戰之初，馬寅初就密切關注中國財政貿易發展情況。1939年6月，馬寅初發表《中國之國際貿易》一文，總結了中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主要特征，提出農業國轉向工業國是實現獨立自主的關鍵，資本不足和人才缺乏是過去國際貿易為人所操縱的原因，強調培養人才和健全組織的重要性；指出中國抗戰有著良好前景，但需要政治經濟的支持，而經濟發展亟待提高教育水平和行業工會的組織水平。

　　隨著抗戰的發展，無良官僚資本家大發國難財，馬寅初對此進行了猛烈抨擊。在《提議對發國難財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后之復興經費》一文中，他指出，戰后移民墾殖、恢復失地、國防開支以及文化經濟各項建設都需要巨額資金，建議戰后開征臨時財產稅，征稅對象主要是因戰爭而暴富的官僚集團和位于敵偽占區的工廠，而對于遷往后方的民族工業則加以保護。此后，馬寅初又多次撰文，從資金的跨地區流動、僑胞投資與外資利用的困難等角度為開征臨時財產稅的必要性作進一步論證。

　　金融思想。抗戰期間，針對中國資本匱乏的境況，馬寅初特別關注貨幣發行和通貨膨脹問題。“可知中國戰后，無論對內對外，不言建設則已，如言建設，必以通貨為第一著。”他1944年2月寫的《通貨新論》對此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述。

　　馬寅初敏銳地察覺到中國特殊的銀本位對工業生產乃至宏觀經濟的重要影響，將“銀之金價”作為討論的出發點，充分考慮銀價漲跌對工商業經營者、工人、債務雙方和對外貿易的影響。他的政策主張是：禁止白銀進口；實行有限銀本位，使銀幣價格不受白銀價格漲跌影響。盡管當時多數國家通行的金本位存在諸多積弊，但要用發行紙幣替代金本位，必須解決通貨控制問題。他指出，管理通貨的手段有二：貼現率的運用和公開市場操作。對于內價（國內市場價格）和外價（匯率）之間的關系，馬寅初的觀點很鮮明，即穩定內價優于外價：“大要以內價與外價同時穩定不可兼得時，與其犧牲內價維持外價，反不如犧牲外價維持內價之為愈。”

　　民生、民主和工業化。馬寅初不僅關注經濟問題本身，更重視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民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戰爭即將結束時，馬寅初開始為戰后的民主建設奔走呼吁。1944年12月，馬寅初發表演講《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于時人對國家財力的推崇，他指出“其最重要者，非財力，乃財力所由生之物力與人力也”，主張國家長期建設計劃中應對民生改進多加關注。

　　馬寅初認為，“無論任何國家，在戰爭結束之后必須走向民主的一條路，否則無以保其生存與獨立。”為了實現工業化這一目標，馬寅初力主政府遏制官僚腐敗，實業界致力農業改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為工業化創造必要條件。1945年3月，馬寅初于伊斯蘭青年會作了《戰后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的演講，認為：“經濟上的出路是：一個是民主，一個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動分子。”同年6月，在為交通大學的同學講話時，馬寅初又針對中茶公司徇私舞弊一案，嚴厲批評官僚資本的貪婪和混亂。

　　馬寅初的政策主張，無論財政方面的加稅發債、統制財政，還是金融方面的穩定幣值，都在適應特殊時期國家戰爭需要的同時，體現了強烈的民本意識和民族精神。作為現代留學西方的經濟學先驅，馬寅初對中國問題的客觀審視和有益探索充分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愛國之情。其經濟思想對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后世的相關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也對抗戰勝利作出了貢獻。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吳承明

　　為“經濟救國”理想而奮斗

　　葉坦

　　吳承明先后入北洋、清華、北大、西南聯大及哥倫比亞大學諸校，歷工學、理學、史學、經濟學各科，在民族危亡、社會動蕩的艱苦歲月里艱辛求學，為抗戰作出了一個經濟學人的突出貢獻。

　　1934年9月17日，正是“九一八事變”3周年紀念日前一天，清華大學大禮堂舉行第十級開學典禮，校長梅貽琦致辭，勉勵新生努力學習、埋頭苦干、報仇雪恥。吳承明是在場的270名新生之一。校長的慷慨陳詞燃起他“經濟救國”的理想，促使其從學化學轉到學經濟，以求振國濟世。時任經濟系主任的陳岱孫教授親授基礎課，蕭遽的貨幣銀行學和余肇池的會計學都是必修課。吳承明學習十分刻苦，1935年，年僅18歲的他即在《東方既白》創刊號發表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闡發農業大國經濟問題的根本所在。

　　隨著日軍侵華兇焰日熾，東北淪陷、平津危機，“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吳承明入學不久便與黃誠、姚依林等人帶領同學開展愛國活動，當選第十級級委主席，曾參加世界語學會和蔣南翔等領導的座談會。1935年春，吳承明加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投身抗戰。他與姚依林、蔣南翔等人積極宣傳救亡，蔣南翔任《清華周刊》總編，吳承明負責總發行。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成立，醞釀發動游行請愿。清華素有民主傳統，發動大游行必經全校學生大會通過。吳承明向大會提議“響應學聯號召，舉行游行請愿”，惜未通過。后經過多方努力，終于促成大會通過決議，史稱“這是清華學生救亡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大會還選舉產生了吳承明提案的清華救國委員會，組織和領導學生運動。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爆發，吳承明是清華救國會和大游行的領導人之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請愿時，他帶領清華同學奮勇直前，與反動軍警斗智斗勇。此后，他參加學聯組織的南下擴大宣傳團，加入該團骨干成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并被選為清華大隊長。學生運動惹惱了當局，清華開除了吳承明、黃誠等4人。

　　吳承明轉學考入北大史學系。他選修了孟森、錢穆等大家的課，并繼續追求其“經濟救國”的理想，到經濟系聽課自修。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他參加平津流亡同學會和戰地服務團，堅持為抗戰盡力。這年冬天，他在試馬時寫下“策馬登峰極，邊城看雪消；含悲辭燕闋，飲恨建康橋”的詩句，記述那段艱辛歲月和抗戰決心。1938年冬，他跋山涉水到西南聯大復學，得以面聆陳寅恪、姚叢吾、劉文典、趙廼摶等名家教誨。他還加入聯大話劇團，參演過曹禺執導、聞一多任舞美的劇目，并到基層演出，宣傳抗戰。

　　1940年夏，吳承明畢業后就職于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兼任《新蜀報》主筆、《銀行界》主編等職，發表的多篇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如1942年載于《時事新報》的《論當前生產政策》《論大小生產——再論當前生產政策》、1942年載于《金融知識》的《產業資金問題之檢討》、1944年載于《金融知識》的《理想利率》等文章，對于戰時的國民經濟發展及后來的經濟理論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抗戰仍在繼續，有識青年已在為戰后的國家重建作準備。1943年冬，吳承明舶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為將“經濟救國”理想落實為“實業救國”舉措，進商學院主修貨幣與金融學，兼修工業管理。此時，美國正值羅斯福總統任內，經濟學界凱恩斯主義興盛。吳承明選修金融市場、工業管理、營銷學等多學科課程，在比較中深入學習不同學派的觀點，成就了海納百川的學術胸襟、開放包容的學術風格和思維邏輯。1945年，他的論文《認股權、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與擴充公司之投資理論》被授予貝塔—西格瑪—伽馬（ΒΣΓ）榮譽學會“金鑰匙獎”。1946年，他的學位論文《美國的戰時公債與金融政策》順利通過，獲得碩士學位。此時，國內抗戰勝利，百廢待興。吳承明當時是西蒙·庫茲涅茨的助手，由于急于報效國家，放棄繼續攻博，回國工作。此后，他為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研究貢獻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成為“學貫中西古今、德澤桃李同仁”的一代名師。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關夢覺

　　理論研究與革命事業緊密結合

　　潘石

　　關夢覺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研究、經濟學說史、經濟地理、中國經濟問題、世界經濟、國際貿易等領域都有突出成就，成為中國經濟學開拓者之一。

　　1913年關夢覺出生于吉林省懷德縣（今公主嶺市）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9年考取東北大學經濟系。“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學校被迫停課，關夢覺只好回鄉教書。1932年5月，東北大學遷往北平，他回校繼續讀書。1933年，大學剛畢業的關夢覺進入《外交月報》編輯部任編輯，開始關注國際經濟問題，撰寫抗日文章。1937年，東北籍的進步人士和學生在北平成立了“東北救亡總會”，關夢覺擔任宣傳部副部長，主持“東北救亡總會”機關刊物《反攻》的編輯工作。該雜志1938年創刊，1945年8月停刊，為團結東北人民、配合全面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利用《反攻》的輿論陣地，關夢覺發表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寇侵略與掠奪行徑。他深刻剖析“日偽物資動員一元化”及“日偽資金的一元化”實質就是“日滿一元化”。他認為，日寇推行“以戰養戰”陰謀，主要是亂發偽鈔，奪我外匯，壞我金融；掠奪我物資；傾銷仇貨；稅收掠奪。他指出，在戰區，土地根本不能耕種，農民流離失所；“農民被敵人有計劃地大批屠殺，甚至龍鐘老人和孩提幼童，亦不能幸免”；在淪陷區，“敵人在各地大量征收苛捐雜稅”；“敵人對原料的搜刮也不遺余力”；“對于各地手工業的破壞，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對于人力的掠奪，如抽壯丁，強迫勞役等等，那更是無法計算了”；在后方，勞力缺乏，“田園荒蕪”，“生產手段的破壞與減少，也成了嚴重的問題”。

　　1937年，關夢覺加入西北軍馮玉祥的部隊，為馮玉祥做參謀，戰斗在抗日戰爭第一線。1937年年底，馮玉祥的部隊在黃河河套附近戰敗，部隊被打散，關夢覺輾轉前往武漢。1938年，郭沫若在武漢組建政治部第三廳，召集了一批進步人士。關夢覺加入其中，積極撰寫宣傳抗日的文章。1939年，關夢覺輾轉來到重慶，擔任“東北救亡總會”宣傳部副部長，并任國際問題翻譯雜志《時與潮》編輯。關夢覺翻譯了大量外國學者分析日德兩國經濟矛盾的文章，深刻揭露日德法西斯侵略戰爭對其國內的不良影響，有力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擊日寇侵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與信心。1941年皖南事變后，重慶掀起反共高潮，《時與潮》雜志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嫉恨，關夢覺被列入重慶國民黨特務準備逮捕的黑名單，最終在葉劍英的關照下得以安全轉移。

　　1941年，關夢覺到了河南洛陽，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晉豫區辦事處任經濟研究所所長。同年10月被河南大學聘為經濟系副教授。29歲的關夢覺已經開始運用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和方法分析與研究國內外經濟問題。同時，他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研究，了解戰時國計民生，撰寫的多篇文章對研究抗戰時期中國農村經濟狀況具有重要價值。

　　1943年，國民黨迫害進步師生，關夢覺離開洛陽前往西安，擔任國民參政會經濟建設策進會西北區辦事處總干事，對國民黨統治區嚴重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物價、通貨膨脹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半年后，他前往山西商業專科學校任教，被聘為教授，主講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地理三門課程，把抗日救國思想貫穿于教學中。

　　1945年，關夢覺在西安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西北總支部常委、宣傳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西北總支部機關報《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主筆。他每隔一天寫一篇關于經濟問題和國際問題的社論，分析、揭露國民黨統治區經濟上的腐敗和政治上的獨裁。該刊物在西北地區影響越來越大，但由于反對國民黨打內戰、主張民主與和平，1946年被國民黨當局查封。關夢覺被迫離開西安，輾轉進入東北解放區。

　　抗戰勝利后，關夢覺致力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經濟規律的研究，先后出版專著十余部，發表論文百余篇，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學術影響。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關夢覺是一位經濟學家，更是一位愛國主義戰士。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把經濟理論研究與革命事業緊密結合，以文字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行為本質，打擊敵人，提振了全民族抗日信心。

　　（作者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何廉、方顯廷

　　戰火中推進經濟學中國化

　　楊敬年

　　1936年，我作為第二屆研究生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此結識了何廉、方顯廷兩位老師。

　　何廉和方顯廷兩位先生自學生時代就結為莫逆之交，都以拳拳報國之心從海外學成歸來，共同致力于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何先生長于領導、設計和組織，方先生擅長調查研究和教學。在南開，何先生是經濟研究所所長，方先生是研究主任和執行所長，配合極為默契。他們以“經濟學中國化”為指導方針，結合中國實際，撰寫了大量論著，以“南開指數”和中國工業化系列調查研究等成就而享譽國內外。同時，他們還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招收和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經濟學研究生，為我國經濟學教育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抗戰前，南開經濟研究所和燕京大學、協和醫院、金陵大學聯合建立了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何廉任會長。當時招收的第一、二屆研究生學科門類分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財政（第二屆增加經濟史），目的是為農村建設培養人才。我們第二屆研究生共招了9人，入學后趕上歡送何先生去南京政府就職，但他仍擔任所長，由方先生任代理所長。我們入學后，天津到處是日本兵，天空日軍飛機轟鳴，已經習以為常。臨近暑假，一天方先生忽然對我們說，“只要我有飯吃，你們就有飯吃”，我們才意識到形勢的嚴峻。“七七事變”爆發，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毀，其時我和幾位同學正在外地考察。我們去南京見何先生，他說既已出來，就繼續考察。

　　1938年春，南開大學仍無復學消息。迫于生計，我到湖南省民政廳工作。工作不到兩個月，就接到方先生發來的三封電報，一封發到我家，一封發到湖南辰谿劉君煌（經濟研究所第一屆同學）家，一封發到民政廳，告知我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已遷至貴陽并更名為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由方先生主持協進會業務，邀我前去工作。1939年，由于貴陽遭到日寇大轟炸，農村建設協進會的工作無法繼續，方先生與何先生商定，將南開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沙坪壩的南開中學校內，繼續開展教學和科研工作，同時恢復招收研究生。抗戰期間，南開經濟研究所與各地合作單位的實踐調查均無法按原計劃進行，方先生根據當時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學動態，將研究生的主要學習和研究方向調整為經濟理論與貨幣問題。他1941年到1943年赴美訪學期間，從國外大量搜集西方剛剛興起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著作并迅速納入教學課程。

　　1944年1月，方先生重返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職，同時應何先生之邀，擔任中央設計局研究部主任，受命主持編制《（戰后）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第一期國家經濟建設總方案物資建設五年計劃草案 （提要）》，到1945年底完成。這兩項成果集中展現了他們關于中國工業化的構想。抗戰期間，南開與清華、北大在昆明共建西南聯合大學，惟獨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是便于何先生管理之故。經濟研究所從1939年恢復招收研究生，到1948年共招11屆，培養研究生59人，研究方向分為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國際經濟、貨幣銀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經濟統計、經濟史等。

　　抗戰勝利后，何先生與方先生在上海創建了中國經濟研究所，同時主編《經濟評論》周刊。但此后不久，由于國內局勢和經濟秩序混亂，各項研究工作無法繼續開展。1947年后，方先生接受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邀請，長期在聯合國任職，致力于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研究。何先生則赴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并訪問了多所大學。1948年夏，何先生受命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校長。當時，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作研究。何先生給我寄來500美元作旅費，催我趕快回國。后來，何先生去了美國，長期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學者有所作為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