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于法律規定，一些部門和人員可能存在不同認識，在執法上也可能受到自身能力的影響，但作為權力部門和人員，“有明文規定不可為”的不為、“有明文規定必須為”的不推卸，當是基本原則。只有心中有這根“弦”，才不會在一些具體的監管問題上屢屢“跑偏”。

　　據本報6月8日報道， 2014年云南省發改委在對一起價格壟斷協議案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該省通信管理局涉嫌違反《反壟斷法》，濫用行政權力，組織電信運營商達成價格壟斷協議，排除和限制相關市場競爭。目前，云南省發改委已依法對參與壟斷協議的中國移動云南分公司等4家電信運營商罰款共計約1318萬元，同時已督促省通信管理局進行整改。

　　組織行業內部單位訂立“行業協議”進行壟斷經營，過往多見于一些行業協會。不過，在公眾的詬病下，這類行為已不多見。如今，個別行業主管部門竟然擔起了如此“重任”，公然成為壟斷的背后“推手”，其影響和惡劣程度可想而知。盡管當事部門表示不是有意違反相關法律，卻擺脫不了權力“越界”的嫌疑。

　　而事實上，權力“越界”在不少地方和部門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在市政管理方面表現比較突出，有的在土地出讓、環保執法上比較嚴重。比如污染治理，國家出臺的政策不可為不多、不細，但總有一些地方有意無意地越權，給一些污染企業“開綠燈”和“放水”。在有關部門組織的執法檢查報告中，很容易找到諸如審批不合法、執法不規范這樣的內容。

　　權力“越界”是一個老問題，可謂“頑癥”。其本質上是濫用權力、亂作為，破壞性和“殺傷力”較強。主要表現為：一是選擇性管理。一些行政主管部門在行使權力時有意無意地“優待”一些人、“限制”一些人，并沒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二是選擇性處罰。對于同樣的違法行為，不是按照統一規則進行處罰，而是有時處罰重、有時處罰輕，有時不處罰，想處罰時再處罰。如此為之的直接結果是，法律的嚴肅性受到了質疑，各種拉關系、“走后門”的不良風氣屢禁不絕。

　　為了防范權力“越界”，有關方面制定了不少法律和規章，也對一些“越界”的單位和個人進行過問責。但是，類似問題時有發生，從一個側面說明，一些權力部門和執法人員并沒有將依法辦事、謹慎用權內化于心中，而是嘴上說得多，行動做得少；一段時間做得好，一段時間做得差。雖然對于法律規定，一些部門和人員可能存在不同認識，在執法上也可能受到自身能力的影響，但作為權力部門和人員，“有明文規定不可為”的不為、“有明文規定必須為”的不推卸，當是基本原則。只有心中有這根“弦”，才不會在一些具體的監管問題上屢屢“跑偏”。

　　“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已廣為公眾所知。現在不少行政部門都在制定和發布本單位、本系統的“負面清單”，意在防止權力“越界”，杜絕各種權力過多干涉市場、企業，亂作為的現象。這樣的清單很有必要。無論是權力亂作為，還是不作為，根本原因依然在權力行使的任性上。因為一些部門和一些執法人員的任性，才導致了一些法律、規定適用的不公平，執法尺度的不統一。防止權力任性，一方面，是有權者自身理念、觀念的轉變，另一方面則是外部監督和處罰的加強。兩方面都下功夫，類似的問題才會不斷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