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來，廣州增城、從化兩地陸續低調松綁限價，現本地戶口可買三套，但房款須一次付清。外地戶口買一套房不需繳稅金社保，也可一次付清買第二套房。目前兩種方案均已經可操作。截至目前，已經有30個左右的城市明里暗里取消限購，其中不乏武漢、成都等省會城市。（7月23日《東方早報》）

　　準確地說，取消限購、救市等說法過于籠統。其中一些措施，比如對首套房購房者降低購房門檻，取消不合理的限購措施，其實是對行政性調控的糾偏。但整體而言，全面的取消限購等救市措施和中央的調控政策相違背。而一些城市的做法，確實有這樣的跡象和趨勢。

　　近幾年來的行政調控手段確實有很多問題，新一屆政府一年多以來的施政行為表明，房地產調控去行政化的預期越來越強烈。但此前房價大幅上漲的因素非常復雜，既有貨幣原因，也土地壟斷之弊，還有戶籍制度、收入分配、保障房不給力等原因。迄今為止，這些問題無一得到解決，如果全面救市、放松調控，特別是徹底放開限購、無禁忌地鼓勵購房等，恐怕并不合適。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房地產調控，包括限購措施，完全由所謂的市場來決定房價走勢，如今的房價可能會更高。當然，理論上說，商品房價格應更多由市場說了算沒錯，但中國的房地產行業還遠談不上“市場”。特別是土地供給完全被政府壟斷，土地財政被綁架深重，地方債務壓力很多大，這樣的實際情形之下，如果不限購，意味著該市場的沒市場，不該市場的過度市場，倒霉的只會是普通購房者。

　　最理想的結果是，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各界對此期盼備至。但按照經濟學家趙曉的觀點，這至少包含六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與財權關系，建立完備的地方稅體系，讓地方財政收入更多地依賴于存量房產而不是增量房產；二是給地方財政預算施加民主監督的硬約束，抑制地方財政支出的無限制膨脹；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減少貧富差距；四是盡快建立完善的房產稅差別化征收體系，保障合理性住房需求的同時，給投資性和投機性購房者施加“懲罰性”成本，目前上海和重慶試點的“象征性”房產稅政策肯定不行；五是構建商品房、限價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多層次的住房體系，該市場化的要市場化，不該市場化的千萬不能市場化；六是重建土地制度，打破政府一手壟斷土地的市場格局。

　　顯然，以上六點，我們無一條可以立即實現，甚至很多還完全沒有影子。在此情形下，如果允許地方政府完全放松調控，特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完全放開限購，實際是走上了過去的老路，對債務深重、被土地財政綁架的地方政府來說，無異于飲鴆止渴。誠然，行政調控措施終究有一天會退出歷史舞臺，但不該是當下。

　　縱觀各地取消限購等救市政策，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在上一輪調控中就有一些城市使用過，譬如重慶，包括后來不少城市。后果正如我們看到的。如不加以禁止，必然給市場傳遞錯誤信號，那些目前觀望中的城市也會加入救市的行列。當越來越多的城市沖破調控，必將進一步倒逼中央政府放松調控。應該說取消不合理的限購政策，讓剛需者有權買房當然是應該的。但在未對房地產調控形成長效機制，相應配套改革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徹底取消限購，絕不是有益于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