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修澤不久前參加了習近平主席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的重要演講會。

　　會后，他應邀在歐洲學院等機構作了與“包容性改革論”相關的4場報告。他在歐洲的第一場演講是《包容性體制的經濟基礎：混合所有制》。為此，《思想者》專程采訪常教授，請他為讀者闡述他眼中的混和所有制經濟。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價值追求

　　《思想者》：作為“混合所有制理論”的探索者之一，10多年前，您已發表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新課題》的論文，并一直對這一課題進行探討。

　　在您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論》之《經濟改革：尋求公正的深度市場化經濟體制》一章中，專門分析了《包容性經濟體制的基礎：混合所有制經濟》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需擺脫“斯大林模式”》等問題。您能否結合目前人們存在的疑慮闡述一下，今天再提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哪些新的訴求？

　　常修澤：如果說，10年前我主要是從微觀產權結構視角來探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話，那么，10年后的今天，則從“包容性體制”這一更高的層面、更宏觀的視野，來發掘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從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是公正的市場經濟新體制的產權基礎。經濟改革從制度設計來說，應建立一個帶有包容性的“公正的深度市場化體制”。其產權基礎既不是單一國有制，也不是單一私有制，而是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第二,從社會體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社會共生”體制的經濟支撐。多元資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贏，有利于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關系，以建立“社會共生”的新體制。

　　第三，從政治體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應包括以下幾點：A.國家權力的運行、配置、約束和監督機制；B.獨立的司法體系；C.反腐敗機制；D.社會治理機制；E.混合所有制經濟及其有效運轉（這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經濟基礎）。

　　第四，從新階段全面改革的部署分析：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尋求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突破點。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混合所有制是整個改革棋局的關鍵一步。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路徑

　　《思想者》：您認為，今天民營資本如何進入“銅墻鐵壁”般的壟斷性行業和特許經營領域？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路徑是什么？

　　常修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路徑，應把握“產權開放”和“產業開放”兩大系統。即：第一，推進產權開放，要注重“國、民、外、內(企業內部職工)，四線聯動”，實現4種資本融合。第二，推進產業開放，重點是以攻堅“破壟”為主攻方向，促進民營資本以多種方式進入壟斷性行業。

　　《思想者》：請解釋一下，“推進產權開放，做到國、民、外、內，四線聯動”具體是怎么回事？

　　常修澤：簡言之，四條線——

　　第一條線，瞄準現有國有企業，吸引民資、外資、內資與國有資本融合，深化國企產權改革；第二條線，立足于現有民營企業，讓國資、外資、內資與民營資本融合；第三條線，立足于現有外資企業，讓國資、民資、內資與外商資本融合；第四條線，立足于企業員工，實行員工持股。

　　《思想者》：在您看來這4條線的推進，重點在哪里？

　　常修澤：我認為，前兩條線是重點，而第一條線是重中之重。兩條重點線實際是兩種思路：一種是瞄準現有國有企業的“國企改革式”；一種是立足于現有民營企業的“民企發展式”。這兩種思路并不是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我在新著《包容性改革論》里面就此提出一個基本觀點——“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民企發展式”、“國企改革式”，都好，看誰的競爭力和適應力更強。

　　馬克思說過：大自然具有“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借用馬克思這個話，我說，如果把“國企改革式”比作“玫瑰花”，把“民企發展式”比作“紫羅蘭”，這兩種鮮花不都是頗為芳香的嗎？兩種鮮花競相開放，爭奇斗艷，不是更“令人賞心悅目”嗎？

　　當然，從國企改革角度看，應關注第一種做法。如何把目前部分國企國有資本“一統”的這個格局打破？現在很需要把國有企業改造為產權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這樣的國情條件下，做法應該是把“筐”里的國有資本的一部分換成民營資本。這種模式是對傳統企業的一種創新。

　　《思想者》：在您看來如何推進產業開放，民資入“壟”的途徑又是什么？

　　常修澤：“產業開放”在中國，重點是壟斷行業改革問題。民營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要解決進入“路徑”問題。

　　這里我提出以下“四條路徑”：第一條，開放“管理服務外包”；第二條，開放“特許經營權”；第三條，開放“新建項目產權”；第四條，開放“壟斷企業存量格局”，讓民營資本“參股”或“控股”。

　　這4條路徑，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逐步地使民營資本進入壟斷性行業。從國家未來的走勢來看，不排除依然有國有獨資的企業，也不排除有獨資的私營企業，但是主流的企業應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這是中國企業形態發展的必然趨勢。

　　防止混合所有制“異化”

　　《思想者》：習近平主席在談到國企改革時曾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

　　于是，當下不少人都在關注如何防止混合所有制的“異化”問題。您怎么看？

　　常修澤：其實，這個問題，在今年的全國兩會開始之前發表的《混合所有制：產權結構創新的主要著力點》的文章中，我就再次提出在“產權結構創新”過程中，“會不會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國資，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資？”的問題，同時，表達了我的憂慮和建議：“考慮到目前社會腐敗情況，對此我有些憂慮。建議采取措施，提前預防和遏制。”尤其要警惕一些腐敗分子“假借改革以營私”，然后“倒打一耙”，把“異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制度設計上。

　　為此，我以為要嚴格把好四關：資產評估關、價格確定關、交易透明關、資金到位關。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混合”變成個別人“渾水摸魚”的機會，不僅國有資本不能被侵吞，民營資本、外商資本、職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對此，要規范運作、一視同仁。

　　所以，我主張建立“社會共生”體制。

　　《思想者》：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利益大調整的歷史時期。您曾分析說，中國社會已開始分層,至少雛形已經出現;甚至有逐步固化趨勢,比如說中低收入者難以向上流動。某種程度上已成社會利益沖突和社會危機事件爆發的內在因素。在此情況下，如何尋求社會各階層的共生之路？

　　常修澤：我在《包容性改革論》中提出并闡述了一個概念：“社會共生”。我覺得，中國當前需要的不是虛幻的、高調的“社會美妙”理論，而是實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會共生”理論。圍繞“社會共生”這一核心理念，我闡述了3句話：“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必須擴大”。

　　“社會共生”中的窮人與富人

　　《思想者》：我們看到：許多媒體轉載了您的“社會共生”這一理論觀點。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必須擴大”？

　　常修澤：3句話：“用社會兜底機制穩住窮人，用產權保護機制留住富人，用社會活力機制培育中產”。

　　第一，“用社會兜底機制穩住窮人”。習近平同志在比利時歐洲學院的演講中說了幾個重要的國情數據：中國城鄉低保人口有7400多萬人，殘疾人8500多萬，另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兩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差不多相當于法國、德國、英國人口的總和。對此，沒有兜底機制，行嗎？當前先要編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安全網”，要兜住。在“安全網”能兜住的情況下，再說“社會美妙”的東西。

　　第二，“用產權保護機制留住富人”。這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有一句話講得好，它突破了原來的界限，原來是“公有財產不可侵犯”，后面是“句號”，這次改為“逗號”，又加了一句“私有財產同樣不可侵犯”，特別強調了“同樣”兩個字，“同樣”兩個字很有分量。

　　第三，“用社會活力機制培育中產”。這是“社會共生”的中心環節。參照有關社科研究機構分析，估計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只占總人口的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刻不容緩。

　　雖然關于“中產”的界定，無論學術界還是百姓的主觀感受，并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被公認為是最穩定的社會結構。因此盡可能地減少極端貧困人群和極端富裕人群，努力擴大中產階層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現在，中國社會階層分布近似“金字塔”結構，在奔向“橄欖形社會”的道路上，中國還要走很遠的路。

　　《思想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