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測算，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萬元。社科院稱進入城鎮的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左右的購房成本。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城鎮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約6500億元。（3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

　　13萬、2500萬、6500億，這樣的一組數字再輔以“公共成本”，雖然是來自國家智囊看似有理有據的數據測算，但還是不免讓人要喟嘆地看到“農民進城”的不可承受之重。早前數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重磅公布，預示著城鎮化將成為國家發展重頭戲，社科院的此番測算，可算是潑了一盆不大不小的冷水。

　　作為一份可能呈做國家出臺大政方針的重要參考依據，不僅需要測算數據科學，更需要測算邏輯合情合理。首先的一個疑問是，農民進城的成本真的有這么高嗎？其實社科院的測算并非首次，早在2013年8月，在一次高規格的論壇上，來自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李鐵先生，就曾經如此說道，“對農民工進城的成本，財政投入并不大”，對此李鐵先生還專門舉例重慶的戶改經驗。

　　從重慶經驗看來，重慶每個農民工進城成本在10萬到12萬。其中，1/3是屬于政府要拿的錢，2/3是屬于社保。社保里頭，其中有1/2是企業要拿的，1/2是農民要拿的。上述支出還不是當年即期支出，所有這些成本都是要分十年，等于平均每年一個農民工的成本是一萬塊錢。如果再考慮到企業農民分擔一萬塊錢的大部分，真正留給公共財政的負擔之低也就可想而知了。從社科院和重慶的數據來看，顯然是不存在統計口徑的差別，也就確保了這種比對的科學性。由此看來，社科院的“農民進城成本”顯然高估太多。

　　其次，城鎮化的推進，難道僅僅是個燒錢的事嗎？社科院的測算數據，只把公共成本進行“夸張”地計算，卻忽略了收益的計算，這顯然不符合經濟學方法中適用的成本—收益分析邏輯。事實上，也已經有專家進行了科學的測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夏鋒針對國家城鎮化規劃所進行的初步預測，城鎮化所帶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總量將超過百萬億，也就是說，城鎮化過程中將帶來上百萬億的收益，這顯然那是一個能讓人振奮的數據。如果再考慮到，城鎮化所帶來的“農民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改變”，帶來“包容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和一體化”的實現等等，與社科院的測算數據相比，城鎮化將帶來的顯性和隱性收益，顯然是更值得期待的。

　　城鎮化的推進，終究還是要體現在人的城鎮化，比如生活方式上、消費模式上，簡單地盯著有形的成本測算，這本身便是不科學的城鎮化邏輯，如果這種邏輯衍生為一種固化心態，這顯然是不利于城鎮化的發展的。就此而言，作為國家重要智囊，社科院有必要慎重算好農民進城這道計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