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我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步驟,也必然會帶來社會結構的劇變,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對那些可能受到較大影響的人群給予更多關注

　　今年節日期間,全國各地發生了幾起惡性事件,如湖北襄陽男童被重度傷害案,云南騰沖某村特大殺人案等,這類案件的起因往往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矛盾糾紛,最后卻釀成了令人震驚的慘劇。近日,有媒體以《雞毛蒜皮糾紛為何動輒引發惡性事件?》為題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報道。

　　以湖北男童被割下巴案為例,此案的緣起是由于蓋房子的朝向問題,孩子的爺爺和他的嬸嬸產生了分歧,此后又多次爭吵,最后竟下狠手割去了孩子的雙耳并砍傷了下巴。這樣一件日常生活的小事,卻幾乎毀掉了一個孩子的一生,不能不令人深思。其實,這些年來,因為“雞毛蒜皮糾紛”而衍生出來的極端事件,人們已經見過一些了。比如曾經轟動一時的大興滅門慘案,最后查明“行兇源于家庭積怨”。事實上,大多數行兇者在現實中都曾是普通人,甚至可能還是熟人眼中“不錯的人”,究竟是什么讓他或她變成了魔鬼?

　　對于一些極端事件,有些人往往容易直觀聯想到精神層面的原因,比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生性殘暴等。不能說這類原因就與悲劇的發生毫無關系,但是精神層面的原因過于模糊不好把握,而且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人性出現墮落幾乎是種必然,誰也無法保證一定就能建立一個思想道德的理想國,圍繞于此探尋對策,其現實性、針對性都存在一定局限。因此,需要基于國情社情去分析這類事件,以更好地尋求解決之道。

　　首先,一些極端事件的發生與當前社會結構的深層次調整有關。在湖北男童被傷害案中,男童是留守兒童,長期由爺爺奶奶看護,其監護能力有限,終致其成為家庭矛盾的“出氣筒”。在云南騰沖特大殺人案中,兇手由于長期在外務工,妻子與當地多名男子有染,致其最后報復性行兇。僅通過這兩起惡性事件就可以看出,在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深層次調整中,人員、資源流動變化的程度都在不斷加大,傳統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想觀念都面臨著較大的沖擊,隨之而來的是誘發矛盾糾紛的可能性在不斷增長。

　　其次,與社會結構調整相對應的是,防范風險的機制卻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如同專家在分析湖北男童案時談到的,“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鄉村社會精英和權威基本上呈現‘退場化’趨勢。一些農村里的家長里短糾紛事件,在缺乏相應權威監管調節之下,容易釀成慘劇”。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由于農村人口流動加速之后,所帶來的基層社會自我治理能力的下降。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是如同費孝通所言帶著“鄉土性的”,社會結構比較穩定兼具有深度和彈性,對于社會矛盾有著較好的吸收和容納能力。但是在鄉土性隨著人員流動加大而逐步失卻之后,用來面對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也逐步變得剛性且脆弱。

　　城鎮化是我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步驟,也必然會帶來社會結構的劇變,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對那些可能受到較大影響的人群給予更多關注,及時建立社會矛盾的溝通化解機制。在這里,同樣需要厘清另一種誤區,那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都推給司法這一最后的防線來化解。如果這樣,當矛盾紛至沓來時,恐怕難以應對周全。騰沖殺人案就已經給人們敲響了警鐘,盡管當事人已向法院提出了相關訴求,但尚未等到法院判決,慘案便已發生。

　　我國農村社會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情況,現代法治在其中的發展向來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對執法者和執法機關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在農村地區尤其是城鎮化推進較為迅速的地區,不斷探索建立與時俱進又契合各地農村具體情況的矛盾溝通化解機制。這樣的機制不僅要求能夠分層級、分步驟化解矛盾,同時也能全面覆蓋“雞毛蒜皮糾紛”,其重點應該是考慮如何強化農村基層社會的自我治理、自我調節能力,這一課題繁復宏大但又比較緊迫,需要人們傾注更多的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