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尚未正式發布，但是，從公報透露的信息來看，已經有很多亮點。其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轉向“決定性”，是最突出的亮點之一。

　　眾所周知，首次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是在十四大報告中，當時的提法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卻設了一個前提，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這也意味著，雖然市場可以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必須在政府的有形之手控制下。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比較開明，那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能得到一定發揮。反之，就很難發揮作用了。

　　而從此后相當一段時間的實際情況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基本也就沒有能夠掙脫開政府這只有形之手的控制，所謂“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大致也是這種狀態的反映。也正因為如此，相關的制度、規則等，也就不可能按照市場規律制定，即便符合市場規律要求，在執行中也會受到政府的強力干預，很難對市場秩序、市場行為形成約束與規范。

　　直到十七大的召開，相關的提法和要求才出現轉變，變成了“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應當說，這次轉變還是具有很大的突破性的。因為，從“國家宏觀調控下”到“從制度上”的轉變，已有了比較明顯的市場經濟特征，有了市場化元素。畢竟，制度與調控相比，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更淡化了計劃經濟色彩。更重要的，這里所說的“制度”，基本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制定的，也是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執行的。

　　相反，前面所提到的“調控”，更多的是計劃經濟思維，是硬套在市場頭上的“緊箍咒”。一旦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超越了政府的固有思維，就會立即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預，受到政府的行政控制。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轉變，此后的若干年，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也就在很多領域得到了發揮。特別是競爭性領域，基本是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市場的發展而發展的。不然，國有企業改革也不可能推進得如此順利，民間資本也不可能大范圍地進入到原有國有經濟高度控制的領域。即便在一些領域，仍然是國有占絕對控制地位，但也可以出現一些民間資本的影子了。

　　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從“基礎性”調整為“決定性”，無疑是一次思想的飛躍、思維的跳躍、行動的跨越。因為，“決定性”意味著，在今后資源配置過程中，政府將不能再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不能對市場加以控制，而必須放權于市場，放手于社會，讓市場決定社會資源的配置，讓社會來檢驗資源配置的作用與效果。如果社會檢驗的作用與效果不明顯，市場就會作出自我調整。而政府則側重于做好規則的制定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工作，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創造良好的環境。

　　而這一點，從新的一屆政府組成以來，頻繁向市場放權也可見一斑。如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進行了金融改革試點、放開了貸款利率限制、改革了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等。與此同時，相關的立法工作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征信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很多政府嚴重缺位的方面，也在不斷得到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