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增速仍然保持在合理區間，不僅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領跑者，也是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根據中央關于今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新一屆政府堅持穩中有進、穩中有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保證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本報從今天起推出“如何看待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措施”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沒有滑出“下限”
記者：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高于中央政府提出的7.5%的預期目標，但悲觀和擔心日漸增多，您認為現在的經濟增速是否處在合理區間？
王一鳴：今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上半年經濟增長7.6%，高于年初7.5%的全年預期目標，經濟增速仍然保持在合理區間。更重要的是，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指標，比如，城鎮新增就業保持穩定增長，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超過700萬人，完成全年900萬人就業目標80%左右。物價保持穩定，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長2.4%，漲幅與一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經濟轉型升級穩中有進，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幅比第二產業高0.7個百分點，能源消耗強度下降幅度較大，單位GDP能耗下降3.4個百分點�？傮w上看，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沒有滑出“下限”，物價漲幅沒有超出“上限”。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增速仍是最高的。
我國經濟增長正處在換擋階段，上半年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既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復雜因素，也是我國潛在增長水平下降的客觀反映。從更長的時間跨度觀察，從2007年三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就開始了，這要早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但當時增速回調是主動調整的結果。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增速回落幅度增大，中央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遏制經濟增速下滑，實現了經濟回升。但隨著國際環境變化和國內調整轉型深化，從2011年一季度開始，經濟增速又連續出現7個季度回落，在采取了穩增長的措施后，去年四季度經濟出現回穩態勢，增速達到7.9%，但今年一、二季度增速又有放緩。這個變化過程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開始由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轉向7%—8%的潛在增長區間。這種變化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后，都會有一個經濟減速或者調整的過程。國內外多數機構的研究表明，我國潛在增長率正下移至7%—8%的區間，上半年的經濟增速仍處在這個區間。
雖然經濟增速已經換擋，但換擋過程中不能失速。當前，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仍十分重要。沒有一定的速度，擴大就業、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就沒有物質基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也無從談起。有人認為，經濟減速有利于倒逼結構調整，但速度不是越低越好。經濟一旦失速，進入慣性下滑軌道，信心缺失與經濟下滑就會形成惡性循環，不僅結構調整難以有效推進，而且經濟基本面還會受到巨大傷害，重啟的難度和成本也會大大增加。因此，我們既不能不顧發展環境和條件變化，盲目刺激經濟增長，也不能放任經濟減速跌出合理區間。
經濟增速放緩，矛盾和問題“水落石出”
記者：觀察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看效益，現在財政收入、企業收入都不樂觀，您怎樣分析這個問題？您認為其中潛在的風險是否很大？
王一鳴：我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仍具有許多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潛能正在釋放，城市軌道交通、地下管網和市政設施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消費結構加快升級，住行、教育、旅游和信息服務加快成長，國內市場潛力巨大，人力資本條件不斷改善，企業創新活力增強，加之中西部地區加快承接產業轉移，后發優勢逐步顯現，沿海地區加快轉型升級，競爭能力不斷增強，這些都可以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憂，特別是過去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在經濟增速放緩后“水落石出”，對此要引起高度重視。比如，經濟增速放緩帶來財政收入大幅回落，今年上半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增長7.5%，增幅同比回落4.7個百分點，中央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1.5%，地方本級財政收入增速也明顯回落。除了營改增、進口貨物增值稅和關稅減收等因素外，經濟增速放緩也是重要因素。隨著財政收入和土地收益增長明顯放緩，加之地方債務進入償債高峰，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有可能增大。再有，受到市場需求收縮和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雙重影響，企業盈利空間也受到明顯擠壓。一方面，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有增無減，我國外貿出口增速明顯放緩，原有的市場份額還面臨要素成本更低的新興經濟體擠壓，國內產能過剩矛盾趨于突出，不僅鋼鐵、水泥、石化、有色等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風電設備、太陽能光伏等新興行業領域也面臨較大過剩壓力，壓縮了市場需求空間；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和融資成本上升較快，土地、礦產等要素成本也持續上升，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減弱，一些靠高投資、高負債急劇擴大產能規模的行業，在經濟增速放緩和企業利潤下降的背景下，財務狀況有可能惡化，也會增大金融系統的潛在風險。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還不穩固，應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和累積的風險，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以解決。
推動轉型升級，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
記者：人們對增速放緩有點擔心，可能也是出于對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渴望，各方寄予厚望的城鎮化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怎樣才能迅速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推動力？
王一鳴：我國經濟運行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表明依靠投資和擴大產能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趨于減弱，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走不下去了，必須加快經濟轉型，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核心就是要適應國際環境深刻調整和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使中國經濟轉向有更高質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
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這就要求明確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向市場放權，為企業松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規定，清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讓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通過釋放改革紅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使經濟發展潛能進一步釋放出來。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挖掘新型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就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通過對包括戶籍、土地、財稅在內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強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經濟轉型升級，關鍵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就要求充分利用市場的倒逼機制，推進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促進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加快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提升產業整體素質和企業競爭力。通過改革構建創新生態，建立有利于創新潛能充分釋放的體制環境，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培育創新驅動發展的強大動力。
培育新的發展動力是一項長期任務，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但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向這個方向邁進，把打造升級版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案和政策舉措。
托市調控政策，不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記者：每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總有人希望政府能出臺救市或托市的調控政策，您認為政府現在應該出手嗎？請您分析宏觀政策的走向。
王一鳴：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再像過去那樣出臺救市或托市的調控政策，不僅難以完全奏效，而且還會延緩調結構、轉方式的進程，不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面對當前形勢，要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結合起來。一方面，要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采取一些既穩增長又調結構、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政策措施，避免經濟增長出現大的起落。發揮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保持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加大對企業設備更新、研發等活動的支持力度，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增強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促進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的有效作用，把握好貨幣政策調控的重點、力度和節奏，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和創新組合，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合理增長，著力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結構，加大對實體經濟、“三農”領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加快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放松管制，放寬準入，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市場功能，強化市場競爭，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提高市場效率和彈性，在市場競爭中創造新的需求，培育經濟發展新的動力。
中國仍是全球經濟重要引擎，份額還將提升
記者：每當中國經濟速度放緩，國際上就會出現唱衰中國的聲音，您怎樣觀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
王一鳴：從目前形勢看，美國經濟弱勢復蘇，歐元區經濟持續低迷，日本經濟內生動力不強，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明顯放緩，全球經濟依然呈現復蘇乏力的態勢。7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調整為3.1%和3.8%，分別較4月份預測調低0.2個百分點。加之近期市場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預期強化，歐元區債務危機出現局部反復，加大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
如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我國經濟增速也出現放緩態勢，但放緩幅度也明顯低于其他新興市場大國。比如，印度今年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4.8%，為10年來最低，俄羅斯今年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1.6%，為2009年以來最低。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增速仍是最高的。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占全球經濟的份額還將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還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問題，是可持續增長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