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進攻沈陽北大營，發動事變，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這幾成鐵案。前些年，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的口述歷史訪問時特別聲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蔣介石無關。近年來，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并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判斷出：蔣介石是在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的，因此，“不抵抗”命令的確不是他下達的。但是，關于“不抵抗主義”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辨析。
一、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不抵抗主義”的“知識產權”仍然屬于蔣介石
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張學良的對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義”，他并未向蔣請示，也非出于蔣的授意。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不抵抗主義”和蔣介石毫無關系呢？并非如此。其實，早在1928年5月，蔣介石的日記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義”。
當年4月，蔣介石自徐州誓師，率兵北伐，目標是打下北京，結束奉系軍閥的統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東。5月3日，日軍在濟南肆意殺害中國軍民，殘酷殺害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中國外交人員。4日夜，蔣介石決定中國軍隊退出濟南，分五路渡過黃河，繞道北伐。10日，譚延闿、張靜江、吳稚暉、王正廷、蔣作賓等在兗州與蔣介石會議。當日，蔣介石日記云：
晨，到兗州。上午，譚延闿、吳敬恒、張人 杰到。會議議至下午四時，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后亡國之時，乃求最后歷史之光榮。余決心，以退至運河沿岸魯西與徐北，與之決戰也。
可能，這是近代中國“不抵抗主義”的最早源頭，也是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濫觴。當晚，蔣介石決定對日道歉，免除第三軍團軍團長賀耀祖的職務。
11日，日軍進攻濟南城，蔣介石日記云：
聞今又攻濟南城，昨今連命其放棄濟南，消息終不得達也。決將總部移動至濟寧，余自渡河北伐，暫避倭寇。以原定目標為奉張，如轉移于倭寇，則多樹敵，有背原則也。
蔣介石的這一頁日記說明，他之所以決定對日軍在濟南的挑釁“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維邏輯，這就是，堅持消滅奉系軍閥的原目標，不能多增加一個敵人。
蔣介石的決定實際上是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集體決定。5月9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四條：1.令蔣、馮(玉祥)、閻(錫山)三總司令會商軍事機宜，繼續北伐。2.令李(宗仁)、程(潛)、白(崇禧)三總指揮，率湘鄂兩軍，迅速由京漢線進攻，在最短期間會師北京。3.令外交部，再對日本嚴重抗議。4.由國民政府致電國際聯盟，聲述日本出兵山東、殺害中國外交官及士兵民眾，炮擊濟南及其附近種種事實。(《昨在首都舉行的最高聯席會議》，《中央日報》，1928年5月10日，第1張第2面)這里，沒有一條提到要對日本的挑釁予以還擊。次日下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在上海報告中央應付方針，聲稱：“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先要鏟除軍閥，要準備將來的抵抗，所以現在要準備體力、財力、武力，以為將來最后最大的爭斗。”（《葉楚傖報告中央對日應付方針》，《中央日報》，1928年5月11日，第2張第2面）“準備將來的抵抗”，其言外之意，當然就是“現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報》發表文章說：“田中義一加入張作霖、張宗昌的聯軍，多方挑釁，想要我軍雙管齊下，對軍閥和帝國主義同時攻擊，以便分散我軍的軍力。我們務必不落他們的圈套，堅持各個擊破的戰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國主義。”（彭學沛：《民眾反日運動的方針》，《中央日報》，1928年5月11日，第1張第2面）這一段話幾乎和蔣介石同日的日記如出一口。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不抵抗主義”的“知識產權”仍然屬于蔣介石。
二、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張學良，并不能減輕蔣介石的責任
那么，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張學良能減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嗎？當然不能。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力圖訴諸悲情，證明曲在日方，“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路軌之理”。其辦法是訴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東北干部會議，作出的決定就是“一切聽各國裁判”。在隨后召開的東北外交委員會上，顧維鈞提出，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顧維鈞回憶錄》(1)，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14頁）張學良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國民政府采納的就是顧維鈞的方案。
蔣介石從上海方面得到沈陽發生事變的消息后，立即致電張學良，要張向外宣傳時“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東北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無一語談及軍事準備與軍事斗爭。9月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以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之行動�！�2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要求張迅令青島海軍集合塘沽，以防“與日艦發生萬一之意外”。此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國際聯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就說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事實上默認和肯定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當然，揭穿日方謊言是必要的，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下達任何一個軍事準備與抵抗的指示，卻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當時就提出：“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后代兒孫之榜樣。”邵元沖在參加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也認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并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和張學良一樣，也在于“恐日”，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實力。1932年1月12日，蔣介石下野還鄉，在奉化武嶺學校演講時說：“中國國防力薄弱”，海陸空軍不足，一旦給日本提供“絕交宣戰”的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應該說，這段話道出了蔣介石的思想癥結。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還在于“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當時，蔣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滅在江西等地不斷發展的中共和紅軍的力量，自然，對外必然采取息事寧人的對策。9月20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但是，其第一條卻居然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鏟除�！�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進一步企圖在華東地區挑釁。10月6日，日艦大舉來滬，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說：“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御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這就較“不抵抗主義”向前進了一步了。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侯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