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為期一天半的上海世博會主題論壇“環境變化與城市責任”在南京落下帷幕，而會場之外，中國城市的低碳運動正風起云涌。面對新型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中國城市正立足基本國情，借鑒經驗教訓，試圖探索出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道路。
“綠色新政”推動“綠色復蘇”
5月5日，國家新能源示范城市暨自治區和諧生態城區和城鄉一體化吐魯番示范區（吐魯番市新區）開工奠基。吐魯番計劃用10年時間，將8.8平方公里的戈壁荒地變為新綠洲。太陽能光伏發電、地源熱泵供熱制冷；建筑采用自然通風和自然光……從城區規劃、產業布局，到建筑設計、能源利用，吐魯番新區試圖將“低碳”二字寫進所規劃的每一寸土地。
而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低碳行動”更積極地體現在城市宜居環境的建設上。據亞洲開發銀行“建立中國環境宜居城市的監測指標體系”項目研究結果，近幾年來，中國城市在環境宜居指標上均保持積極的增長。以北京、廣州、武漢、上海、蘭州為例，從2000年到2007年，這些城市的環境宜居指數增長幅度均超過15%。其中，廣州的增長幅度高達45.4%。
中國綠色新政有效地推動了這些增長，并使城市“綠色復蘇”在全國更廣泛的范圍內得以呈現。中國已經把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而2009年9月22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公開承諾，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有顯著下降。
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說，中國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把實施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使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發生了重要轉變。
“綠色創新”激活“綠色產業”
上海世博園內，世博中心、世博軸采用江水源和地源熱泵技術降溫，數千輛新能源汽車為世博園區提供交通服務，太陽光伏發電，雨水污水收集處理與綜合利用……“本屆世博會，上海市為建設低碳城市作了最好的展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說。
張國寶所津津樂道的這些環保項目背后，都有創新科技的支撐。這些創新科技，正在潛移默化推動著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中國氣象局黨組書記、局長鄭國光在論壇上說，城市低碳化的發展已成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坐標。
上海在臨港新城、崇明島建立了低碳經濟試驗區，通過建設低碳的社會、低碳商業區和低碳產業園區，促進低碳經濟的集成利用；江蘇常州市建立了江蘇省低碳示范區，大力發展節能減排、低污染、低消耗的低碳型產業，初步形成了LED節能照明、風能和太陽能、電動汽車產業、智能裝備等新興低碳產業；與此同時，南昌、無錫、杭州、沈陽、三亞、青島、重慶、成都等城市都發布了低碳城市發展意見和目標任務，并結合各自城市的自身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邁出了定位明確、特色鮮明的低碳發展步伐。
“綠色創新”給環境帶來的變化顯而易見。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說，通過科技進步，我們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在降低高耗能產品的單位產品能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主要高耗能產品單位產品能耗每年大體以1%到2%的速度下降，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
“綠色消費”彰顯“綠色理念”
6月11日，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參觀世博園時，佩戴了一種特制的上海交通卡——比普通交通卡小1/3的綠色卡片。這張卡花費了40元人民幣，其中，20元通過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來購買由廣元農民生產的一噸二氧化碳減排指標——將卡片上的一組編號在綠色出行網站上輸入后，就可以顯示你從哪里購買了碳排放指標。
“這是我們專為上海世博會設計的‘綠色出行’活動的一項內容。”在論壇會場，“綠色出行”倡導者之一、美國環保協會中國項目負責人張建宇說：“公交出行可以減少人的碳排放量，同時，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碳排放付出成本。”
首批2萬張交通卡已被團購一空。“這表明，低碳出行作為綠色消費中的一項主要內容，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張建宇說。
綠色消費當然不僅僅局限于綠色出行，也不僅僅局限于公民日常消費。在行政消費層面，綠色消費更具特別意義。比如，實施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論壇上，環境保護部環境發展中心主任唐丁丁介紹說，2006年10月24日，財政部、國家環保總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實施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和《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明確規定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用財政性資金進行采購的，要優先采購環境標志產品。
無論是公民或是政府機構，綠色消費正被視為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措施而被大力推廣。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就明確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要努力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目前，我國在可持續消費法律制度和經濟政策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可持續消費政策框架基本形成。”唐丁丁說。（郝洪）
（責任編輯：侯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