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全球化”怎么發展，不可能將全球多個民族都“化”成一個民族，也不能夠將全球多個國家都“化”成一個國家，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的差異性將會長久地存在。所以，在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應該是“百花齊放”，世界文論應該是“百家爭鳴”。

　　“中國話語”是在全球化語境中，隨著學術界對于“話語”研究的不斷深入，提出的新問題。

　　長期以來，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掌控著世界主流話語權，甚至演變成為“話語霸權”，然而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幾乎處于“失語”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小亨利·路易斯·蓋茨等為代表的黑人學者首先覺醒，他提出了“黑人話語”和“黑人話語權”的問題。

　　到了90年代，中國學者也覺醒了。黃維樑說：“在當今的世界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孫津說：“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罷，舉凡能夠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說能夠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么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曹順慶說：“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因此，中國學術界也提出了“中國話語”和“中國話語權”的問題。

　　“中國話語”一詞較早出現于1993年王一川的一篇論文里。隨后，“中國話語”一詞就在國內學術界流行起來了，而且研究的問題還進一步細化為中國詩歌話語、中國小說話語、中國文論話語等。1993年以來，“中國話語”問題就成為國內學術界所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從學術機構看，先后成立了“中國話語語言學研究會”（2006）和“浙江大學當代中國話語研究中心”（2007）；從學術會議看，先后舉辦了3屆當代中國話語研究研討會（2006—2008）和3屆當代中國新話語國際學術會議（2006—2009）；從學術成果看，發表了90多篇論文，出版了曹順慶等的《中國古代文論話語》（2001）、黃力之的《中國話語》（2001）和張桃洲的《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2004）等著作。

　　因此，“中國話語”已成為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有關“中國話語”的問題也成為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但是，我們中國學者所理解的“話語”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學者所理解的“話語”概念。在西方學者那里，“話語”是一個“用法變化最大、使用范圍最廣、定義繁復多樣”的術語。大概說來，在我國學者中，從事語言學、修辭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基本上使用了西方學者所理解的“話語”概念；而從事文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美學和文化學研究的學者，則將“話語”一詞作了“中國化”的理解，即認為“話語”就是理論言說中的“術語和范疇”。譬如：1996年，季羨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話語’一詞是一個新詞兒”，“根據我膚淺的理解，主要指術語一類的東西”。我基本上同意這種理解，簡潔明了，又便于操作。然而這種理解還有不完備的地方，需要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將“話語”看做“術語和范疇”，只是一種抽象的靜態的把握，這種把握將運用“話語”的具體語境刪除了。其實，“話語”的本質只有到人與人交往和對話的“關系”中去把握才是正確的。

　　因此，談到“中國話語”，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需要討論。

　　一個是“中國話語權”的問題。“話語權”的概念源于福柯的“權力話語”，見于其《話語的秩序》（1971）一書。巴赫金將“話語”看做一種“關系”，而福柯則將“話語”看做一種“權力”。在“中國話語”的概念里，不僅隱含著話語主體“中國”，而且也是對于“中國話語權”的強調。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在國際政治、文化和學術舞臺上處于“失語”狀態，因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國人關于“話語權”的訴求意識愈來愈強烈。按照巴赫金的觀點，“說話者是話語毫無疑問的所有者”。那么，也就是誰說話，“話語”就為誰所有，誰就擁有了“話語權力”。在國際文學理論界，我們強調“中國話語”，就是想發出我們中國文學理論家的聲音，就是對“中國文論話語”主權的訴求。

　　另一個是“全球化語境”的問題。關于“全球化”也有各種不同的理解。阿里夫·德里克說：“我已經注意到，全球化本身在許多方面正是美國的經濟和文化霸權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因而實際上充當了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的借口。”這等于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事實上，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應對策略。對于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它的全球化就是向世界各地強制推行其霸權，用其經濟和文化占領世界市場；而發展中國家則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爭取各國人民的認同，爭取自己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還有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則是爭取有一個良好的發展機遇。我國的全球化屬于第二種類型。從文學理論方面來看，我們所爭取的“中國話語權”，只是在爭取一種平等的言說權和參與權，而決不是要謀求什么世界霸權。

　　長期以來，在西方霸權主義掌控的單極世界里，西方文學等于世界文學，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學處于極其邊緣的地位。尤其在國際文學理論界聽不到中國的聲音。這是極不正常的。無論“全球化”怎么發展，不可能將全球多個民族都“化”成一個民族，也不能夠將全球多個國家都“化”成一個國家，各民族和各國之間的差異性將會長久地存在。所以，在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應該是“百花齊放”，世界文論應該是“百家爭鳴”。我們要爭取“中國話語權”，就是希望在世界文壇上，開中國文學之花，發中國文論之聲，從而參與到世界文學和文論的“大合唱”中去！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學習時報》網絡版）

（責任編輯：侯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