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在治理中的地位作用越來越重要，國家治理也正在成為一門重要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特質的知識和學科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有效調動國家公共權力機構，有效協調好政府市場社會關系，實現有效國家治理并促進高質量發展，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以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形象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發展。要構建國家治理的理論體系，首先就要確定和構建國家治理知識體系的理論地基或者理論內核，而這是由一些重要的基礎理論構成的。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治理理論

　　當代中國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重要陣地，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的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國家本質上是階級利益難以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建設無產階級國家，通過發展生產力而實現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差別乃至消滅階級的統治也就是消滅國家本身，最終通向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不斷發展完善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也相應形成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治理理論。進入新時代以來，以人民為中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以及全過程人民民主等國家治理理念逐漸深入人心。這些都是當代國家治理理論體系構建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在不同時期有所調整，但是黨的根本領導地位和領導作用始終如一，且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最大優勢，也是國家治理研究的核心問題。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領域極大加強對各項事業的全面領導，也相應形成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基礎邏輯和基礎理論。黨的全面領導，并非一句簡單的形式表述，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這包括為什么黨要全面領導，黨的屬性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之間有何內在一致性，在黨的全面領導下黨與國家正式權力機構的關系如何，黨如何更好發揮領導作用，黨規黨紀如何與國家法律體系有更好的銜接等。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黨的全面領導的基礎邏輯的延伸，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也構成了中國國家治理的基礎理論體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國家治理理論

　　文化對于個體還是社會行為具有重要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文化影響治理，治理也能反作用于文化。一個好的治理，一定與文明的內在的文化精神相契合。而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都是有歷史軌跡的，優秀傳統文化就是對長期文明歷史成果的積淀。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長期連續性信史體系的文明，因此，中華豐厚雄渾的歷史和文化積淀是中國當代乃至未來國家治理最重要的資源和優勢之一。在長期的中華歷史的積淀中，形成了以天下正道為標志的追求真理的體系，以禮法為基礎的社會規范體系，以仁為核心的民本主義和愛民思想，以教化為主要手段的文明傳播方式，以和為核心精神的社會治理原則，以天下大同為最高追求的治理理想。這些優秀的文化精神對于今天構建國家治理的理論體系，完善國家治理，有著重要的基礎屬性的作用。

　　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

　　民主是無產階級實現有效國家治理和通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任務、制度形態和治理工具。《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主權，所以無論從早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還是《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憲法，都規定了人民主權原則。進入新時代以來，無產階級民主理論又進一步發展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因此，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論，就必須時刻堅持人民民主這個根本的原則，其既是完善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目標本身。

　　全面依法治國理論

　　民主與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兩個基本原則，民主與法治互為依托，互為表里。民主必須以法治的形式實現，否則就會淪為“多數的暴力”，而現代法治則根本上體現了民主的主權在民原則。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即制定了憲法和相應的法律體系。毛澤東1954年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進入新時代以來，全面依法治國成為國家治理根本的原則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意味著中國國家治理必須以法治為基本方式，因此，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論體系的基本原則。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

　　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和任務，從而也成為國家治理領域的重要的基礎性理論和目標。2013年11月，這一命題被正式提出，并被賦予了很高的位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一個理論命題，其關鍵詞在于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和現代化。那么一系列基本的理論問題就需要回答，什么是治理體系，什么是治理能力，什么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用什么標準來評價這種現代化進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與其他現代化有什么本質區別，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國家治理理論體系的基本理論基礎和實踐的理論途徑。

　　政府-市場-社會關系理論

　　一個國家的主要公共領域可以分為政府-市場-社會三大板塊，這三大板塊對于國家整個的繁榮發展和公民個體的社會幸福有著基礎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任何有效良好的國家治理，都必須要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政府而言，本質是面向公共服務的行政指令體系，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金字塔型的政務科層結構。對于市場而言，基本的邏輯是互利交換原則，通過雙方的平等交換，來實現相互需求效用的滿足和提升。對于社會而言，基本的運行邏輯是公平、平等和幸福，通過形成一個公共的社會空間，來實現人們的各種復合的包括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滿足。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最核心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理論，形成了政府-市場關系的基礎理論。與此類似，政府與社會關系則對于促進社會公正和人民幸福具有重要作用。總之，國家治理必須有效解決和不斷完善優化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

　　技術與數字治理理論

　　傳統的國家治理技術主要體現在管理工具和政策工具的改善上，例如監察技術、財務控制技術、質量管理技術、審計技術等。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數字技術的興起，極大提高了國家治理可以選擇和采納的技術工具。可以說，數字技術和相應的數字治理是當今國家治理領域重要的技術進步。通過數字技術，極大克服了傳統治理的信息閉塞，優化了政府內部的信息流動和信息透明，擴大了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信息交換，為更精準地制定公共政策打下了良好的信息基礎，并且通過廣泛的傳感技術和智能分析技術，能夠極大減少各個領域公共治理所需要的資源和人力。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還能夠有效提供可供選擇的公共政策方案，以及對治理過程進行全過程的跟蹤評估，以便后續隨時完善。同時，數智技術廣泛應用在國家治理領域，也會產生一些新的問題，包括擴大了行政的邊界，容易造成信息和隱私的泄露。但總體而言，數智技術極大賦能了國家治理，成為能夠完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目標是什么？除了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目標外，在更高的文明層面就是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具有輝煌的歷史，建成了輝煌的古代中華文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不斷完善國家治理，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關鍵是要建設面向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體系，通過國家治理現代化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更加公平正義和人民幸福，不斷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從而形成具有先進性、示范性和可借鑒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這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文明維度和文明屬性，以及其在世界文明體系演進長河中重要的縱向歷史價值和橫向借鑒價值。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