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人大戰”正從新一線、二三線城市蔓延至縣城。

　　有媒體報道說，山東德州日前發布2022年事業單位優秀青年人才引進公告，其中寧津等7縣擬引進351人，學歷要求最低為碩士。江蘇東北部的鹽城市阜寧縣，也瞄準北大清華等名校引進人才。而在此前，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因“豪氣”的人才引進補貼以及清一水來自名校的“豪華”人才引用名單，已引發了一波圍觀和熱議。

　　曾幾何時，在彼時年輕人的選項中，“征戰北上廣”是唯一至少是第一選項，現在“回流縣城”出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擇業考慮中。在縣城“搶人大戰”的信息拼圖中，當下嚴峻的就業形勢被視作年輕人擇業行為之變的主要驅動因素，回流縣城似乎是年輕人不得已而為之的次優甚至無奈之選。在類似敘述中，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多少都能讀出一些“失意”甚至“失敗”的味道，這個群體也多少被貼上了貪圖安穩、“高能低配”的標簽。

　　毋庸諱言，當下高企的就業壓力，疊加經濟下行壓力以及疫情影響，確實對大城市的就業機會造成一定的擠壓。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那些選擇回縣城就業的年輕人，也確有一部分是基于現實的選擇。但回流縣城的青年，本身就是異質性的群體，不能否認，有人追求穩定安逸的生活節奏，看重個人發展與代際情感需求的平衡等等。在長期的社會傳統“成功學”敘事影響下，我們更容易對“主動求發展”的人生觀給予掌聲與鼓勵，而對“被動求安逸”的人生選擇則沒那么寬容。

　　鋪天蓋地的縣城“搶人”報道，多少渲染了社會的就業焦慮，并引發關于過度教育的爭論。但其實，如果拋開這種特殊節點的“聚光燈”效應濾鏡，拉長時間坐標軸，就不難發現，年輕人回流縣城早已作為一種趨勢或隱或現。近些年，“選調生熱”持續，不少年輕人投身基層治理和社會公共服務；還有一些年輕人回縣城當起了“新農人”和“創客”，成為異軍突起的鄉村振興新力量。

　　這些縣城里新來的年輕人，可以算是縣城新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的進入，既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向基層下沉的大背景下，基層對優秀人才渴求的大勢；也打破了這個場域固有的一些關系結構與規則，或形成“鯰魚”效應，激活基層治理活力。選擇縣城而非競爭激烈的大城市，本質上就是一次錯位競爭，縣城里新來的年輕人或能更從容進行職業規劃，積攢人力資本，實現個人發展。就他們在縣城這個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位置來說，他們個人的發展，就是縣城發展的重要人力支撐。

　　對于大手筆引來了年輕人的縣城來說，能不能讓他們留下來，似乎是更為關鍵的考驗。隨著時間的推移，名校畢業生頭頂的名校光環終會消退，而招錄時豐厚的年薪、可觀的補貼所產生的獲得感也將淡化，人職匹配度、工作及政策環境、人才發展的制度安排及保障等等，將成為這些年輕人評估工作性價比的新指標。而后者包括但不限于縣城精神文化產品、教育資源等供給的豐富、消費環境的發展等等。歸根結底，就是要讓這些年輕人真正與縣城產生有機聯系，融入當地的發展體系中。也唯有如此，“搶人”背后的青年人才政策紅利才能更長久地釋放。

　　借用“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或許有必要提出建設“青年友好型縣城”的命題。而破解這一命題，除了關注曝光度和討論度都更高的受教育水平高的青年群體外，也不應選擇性忽視文化程度較低的其他青年群體，比如技術工人、靈活就業者等，關注他們的發展困境及訴求，為他們的發展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