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將成功實現消除絕對貧困這個千年夢想。中國脫貧攻堅的成功實踐證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重要論述，不僅內涵豐富，特色鮮明，高瞻遠矚，而且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現實國情，對標“兩不愁三保障”，瞄準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精準施策，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脫貧攻堅的價值追求：以人民為中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共產黨人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貧困”始終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消除貧困，為人民做實事，讓人過上好日子，始終是習近平長期以來的理想和信念。在長期的地方工作中，習近平始終高度重視脫貧攻堅工作。當選為黨的總書記以來，他滿懷熾熱深厚的人民情懷，誓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并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決心和勇氣，帶領人民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在新冠肺炎疫情施虐的特殊時刻，他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人民”二字，在習近平心中重于“天”，他念茲在茲的始終是“人民”。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訪困問需、奔波不停，足跡遍布中國的貧困地區，從河北阜平縣駱駝灣村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從云南魯甸地震災區到革命老區貴州遵義花茂村，從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貧困山區到革命老區，從曾經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到如今草繁林茂的賀蘭山，從平原到山區，從南粵大地到塞上邊陲，哪里有貧困，哪里就有他的足跡和聲音，他以不懈的腳步丈量著中國的每一寸貧困角落，籌劃著產業扶貧、教育扶貧、交通扶貧、扶志扶智。

　　脫貧攻堅的目標導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更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將“脫貧攻堅”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絕對貧困人口基數龐大，特別是農村貧困集中連片特征明顯，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在脫貧攻堅的思想體系中，目標高遠，指標具體，切實可行，可操作性強，要求到2020年首先解決貧困人口的“兩不愁、三保障”，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要量力而行，既不能降低標準，也不能擅自拔高標準、吊高胃口，提不切實際的目標，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加強考核監督，避免陷入“福利陷阱”。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不是終點，要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脫貧攻堅的目標導向，將我國貧困治理納入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常態軌道，意義深遠。

　　脫貧攻堅的根本保障：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脫貧攻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系統工程，是一場需要充分調動全社會力量和各種資源的總體戰，既需要快速做出總體研判、總體部署和總體指揮，又需要有及時反應力、資源整合力和強大執行力。尤其是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刻，堅強有力的核心領導才能把握時機，有效避免各種權力掣肘、利益羈絆等制度性障礙和歧見。中國脫貧攻堅取得的偉大成就昭示了一條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脫貧攻堅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脫貧攻堅取得成功的強大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有堅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和制度優勢，通過精細的頂層設計、周密的戰略部署、強大的動員能力，才能取得成功。脫貧攻堅越到最后越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各級黨委（黨組）一定要履職盡責、不辱使命；要不斷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機制建設，提高黨在脫貧攻堅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的能力，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調動一切人財物資源，互相支援，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脫貧攻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人民群眾擺脫貧困、追求美好生活的內生動力，確保打贏脫貧攻堅戰，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滿足感和安全感。

　　脫貧攻堅的方法路徑：精準施策、穩步推進

　　脫貧攻堅工程浩大、任務艱巨，走什么樣的路、采取什么樣的方法，事關脫貧攻堅的成敗。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建構起了一套具有科學性、系統性的脫貧攻堅的方法論，確立了由精準脫貧、精神脫貧、協同脫貧和廉潔脫貧組合起來的方法和舉措。

　　精準脫貧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也是關于脫貧攻堅的路徑指南。中國地域遼闊，貧困狀況千差萬別，“精準性”成為脫貧攻堅戰獲得事半功倍成效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抓住“精準”這個“牛鼻子”，提出了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六個精準”，實施“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五個一批”，解決了“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這一脫貧攻堅中遇到的“四個核心問題”，避免了長期以來大水漫灌式的貧困治理瓶頸和供求不匹配的老大難，使有限的資源在脫貧攻堅中發揮了最大的效用。為了使脫貧攻堅取得的成效得以鞏固，習近平總書記對脫貧攻堅取得成效后作出了周密安排，提出了保持現有政策總體穩定、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加快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應對舉措。

　　精神脫貧的提出，是一個重大創新。傳統的救濟式“輸血”式的貧困治理只能改善貧困者的客觀物質條件，“授人以漁”的造血式脫貧才能激發貧困者丟棄“貧困思維”，煥發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從意識、思路和能力上主動擺脫貧困。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精神脫貧，通過調動內因的積極作用，使貧困主體樹立擺脫貧困、自力更生的信心和意志，培育勤勞致富的原動力，強調脫貧攻堅貴在“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只有精神上首先脫貧才能使貧困群眾的內在主體活力得以開拓，才能取得長效的可持續的脫貧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將脫貧攻堅擺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格局上，要求立足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化區域合作，推進東部產業向西部梯度轉移，實現產業互補、人員互動、技術互學、觀念互通、作風互鑒，共同發展，明確指出脫貧攻堅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實現區域協調、東西互補，先進幫后進，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家庭、個人等多元主體聯動，各方力量協同參與，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打贏脫貧攻堅戰。

　　習近平總書記認為，脫貧攻堅不僅僅是單純的貧困治理，而是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事關黨的作風建設、組織隊伍建設和社會風氣建設。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脫貧攻堅領域的作風建設，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減輕基層負擔，做好工作、生活、安全等各方面保障，要加強脫貧攻堅干部培訓，增強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能力，同時構建起從省、市、縣、鄉到村的脫貧攻堅五級責任體制，對脫貧攻堅進行陽光化管理，對脫貧攻堅效果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估和考核，并建立最嚴格的監督問責和懲處機制，防止脫貧攻堅中出現的數字脫貧、虛假式脫貧、算賬式脫貧、指標式脫貧、游走式脫貧等各種弄虛作假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發生，嚴守脫貧攻堅的紅線和底線。

　　回應新時代我國貧困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致力于回應新時代我國貧困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深刻體現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方式，因此具有深刻的歷史厚重感、明確的現實導向性和強烈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重要論述有著扎實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的實踐根基，是歷史與現實的耦合、繼承與創新的統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的終極追求，將馬克思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貫穿其中；傳承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消除貧困、追求幸福的理想和信念，具有強烈的歷史厚重感，體現出高度的歷史傳承性和統一性；立足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最大的國情，又密切追蹤當代科學技術發展，提出的脫貧攻堅思想和舉措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因時而變、因勢而新的科學性，促進了現實對歷史的遞進和開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重要論述蘊含著深刻的現實邏輯和人民性。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一思想體系緊緊把握“以人民為中心”，堅持脫貧攻堅為了人民，全面小康一個人都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脫貧攻堅依靠人民，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脫貧攻堅中的主體地位，調動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激發貧困群眾自力更生、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形成內外因協同推動的脫貧攻堅的磅礴力量，奪取脫貧攻堅的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重要論述具有清晰的整體邏輯和科學性。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貧困的現實存在要求人們在脫貧攻堅時尊重貧困發生、發展與治理之間聯系的普遍規律，用整體性、系統性的思維指導實踐。這一思想體系的多維內涵彼此聯系、互為補充又層層遞進，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從問題出發，運用目標導向，有針對性地提出與之相適應的路徑和方法，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又重視個體、精準施策，協同聯動，科學推進，以強有力的物質、精神和組織保障作支撐，指導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

　　系統回答“什么樣的貧困治理、怎樣進行貧困治理”的重大時代課題

　　時代是思想之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脫貧攻堅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決溫飽問題轉變為鞏固溫飽成果、化解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思想順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針對我國貧困治理呈現的新特征、新變化和新發展，系統回答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中國進行“什么樣的貧困治理、怎樣進行貧困治理”的重大時代課題，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并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首先，繼承并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思想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基礎上，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方法，分析我國貧困問題特征及深層次矛盾，科學提出了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脫貧攻堅的根本思路和策略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脫貧攻堅實踐相結合的新境界、新成果和新發展，具有深刻的時代內涵。

　　其次，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其實踐價值在現實中得到檢驗。在我國脫貧攻堅攻克“大難題”、進入“深水區”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思想為消除絕對貧困、解決復雜多元的貧困問題提供了一整套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路徑遵循，實現了脫貧攻堅從理論向實踐的回歸。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國脫貧攻堅的力度、深度和精準度都達到了新水平，貧困治理取得了顯著效果。2012年至2019年，全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9年底的0.6%，在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將有累計超過1億人口擺脫貧困。與此同時，在踐行這一思想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創造性地涌現出許多脫貧攻堅成功案例，進一步驗證了這一思想的科學性和實踐性，顯示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脫貧攻堅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為后小康時代相對貧困治理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經驗借鑒。

　　最后，為國際社會的貧困治理貢獻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具有突出的國際價值。消除貧困始終是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和美好愿望，隨著中國脫貧攻堅的進程，中國成為全世界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肯定，世界上許多減貧任務嚴峻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從我國的成功實踐中汲取有益經驗。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脫貧攻堅的思想根植于中國土壤，形成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貧困治理的實踐探索，檢驗于新時代中國脫貧攻堅的決勝戰場，深刻揭示了貧困發生及有效治理的根源性問題，特別是社會制度層面因素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綜合性與精準性相結合、高效性與長效性相結合的脫貧攻堅新思路，為世界上廣大的貧困人口規模大、致貧原因復雜、治貧難度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開展科學的脫貧攻堅提供了寶貴的中國思路，對共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意義。

　�。ㄗ髡叻謩e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