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斗爭中，全國上下一心、全力應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效，再次證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同時，這也引發人們深入思考：集中力量辦大事為何必然并能夠成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

　　集中力量辦大事，就要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有效協調各領域、各層級資源，集中力量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關鍵難題，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重大災難，推進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尖端項目或重大活動。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的一大制度優勢。

　　集中力量辦大事，何以必然？這是后發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優化選擇。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面臨的基本情況是人口多、底子薄、資源有限、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世界現代化大潮中處于追趕地位。要想迎頭趕上，必須找準突出短板和弱項，集中有限資源去攻關，由此實現跨越式發展。在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例子來證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成功實踐。如今，中國發展起來了，也許有人會說，在國家綜合國力日益增強、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推進的今天，為什么不完全靠市場來調配資源，而非得借助政府力量來調配資源辦大事？且不論我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沒有變，關鍵是有的大事要想辦成，就必須集中力量。像防控傳染病疫情、減災救災這樣的大事，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都需要集中力量去應對，區別在于能不能迅速、合理、有效地集中力量。再如，要解決幾億人口脫貧這樣人類歷史上的難題，如果只靠市場經濟的方式去辦，只靠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去解決，只靠一般性的福利制度安排去做，那不僅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而且可能不斷產生新的經濟社會問題。

　　集中力量辦大事，何以能夠？事實上，并不是所有后發國家都能夠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有的國家在某個時期、某些特殊情況下做到過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只有中國能夠把集中力量辦大事上升為制度，進而成為能夠長期發揮重要作用的顯著優勢。這是由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決定的。我國以憲法這種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將此體現到各個具體領域。比如在經濟領域，我國有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集中力量辦大事保駕護航，同時在經濟運行中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奠定了堅實制度基礎。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說是做到了“三個一”：“一張圖”，就是對所辦大事有統一規劃；“一盤棋”，就是各地區、各部門從全局著眼，圍繞所辦大事形成合力；“一竿子”，就是保證從中央到地方政令暢通，在貫徹執行上一竿子插到底。如此運行方式，大事自然辦得成。

　　集中力量辦大事，何以成為顯著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的領導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為顯著制度優勢的根本原因。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武器。辯證唯物主義既講全面又講重點，既講主要矛盾又講次要矛盾，既講矛盾又講矛盾的轉化。這決定了我們黨在治國理政中能夠抓準影響全局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點，將其列為需要集中力量去辦的大事。那么，怎樣才算抓準了大事呢？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發展，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因此，集中力量要辦的大事，就是符合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

　　當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安排，也需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項，然后不斷去完善和發展相應的體制機制，從而使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顯著優勢更好地發揮作用。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