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本文將圍繞鄉村振興重點討論三個問題：一是中央為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二是“三變”改革對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意義何在？三是振興鄉村產業如何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在這里我談一些思考。

　　從土地承包到鄉村振興

　　讓我先從問題切入：幾十年前中央為何未提鄉村振興戰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我的看法是那時還不到振興鄉村的時機。眾所周知，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有8億人口在農村，農民人均耕地很少。在這種典型的二元經濟背景下，如果不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將部分農民轉移進城市，農民怎可能致富呢？

　　經濟發展有階段，當然就要尊重發展階段的規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當時英國農民、工人與船員收入后發現：論從業收入，從事農業不如從事工業，從事工業不如從事商業。上世紀40年代克拉克對配第這一發現作了驗證，并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后來劉易斯提出“城鄉二元經濟模型”也得出結論說：工業化初期農村勞動力將會流向城市。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經驗，完全印證了上面的推斷。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常住人口為5.6億。這是說，過去8億農村人口中，已有2億多轉移進了城市，而且這2億多人口都是青壯勞動力。想問讀者，當一個國家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的時候，你覺得有可能振興鄉村么？

　　以前不提“鄉村振興”而現在可以提，原因是中國工業化已進入到中后期，農村勞動力流向已開始發生改變。2008年是個節點。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年有2000萬農民工下崗返鄉。而據有關調研報告稱，這2000萬人后來大多留在農村就業創業，并沒有再進城市。這預示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已經臨近“劉易斯拐點”。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城市化率超過50%，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就會轉向農業部門流動。我看到的資料，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出現了這種現象；上世紀70年代，歐洲工業化國家以及日本、俄羅斯等國也相繼出現這種趨勢。201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達57.4%，由此可見，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適逢其時。

　　以上說的是戰略背景，下面再分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究竟有何深意。

　　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20字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配套舉措：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舉措與之前文件提出的舉措雖相同，但含義卻不盡相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對農民講，是給農民吃定心丸；而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除了是對農民講，同時也是對城市的企業家講，目的是鼓勵企業家投資農業，大膽吸收農民承包地入股，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據此分析，我們便可從兩個角度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深意。從近期看，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所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需要振興鄉村。從長遠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利于引導、支持城市資本下鄉，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并通過振興現代農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后一點尤為重要，中國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如果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后果將不堪設想。

　　“三變”改革與振興鄉村產業

　　所謂“三變”改革，具體講是“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我曾赴“三變”改革發源地貴州六盤水做過調研，從鐘山到水城再到盤州，農民談起“三變”頭頭是道。人們擁護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給他們帶來實惠。但應該追問的是，“三變”改革為何能讓農民收入如此般增長？從學理層面看，“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我認為是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這樣：古往今來，農民一直是低收入群體。農民收入低并非農民不勤勞，而是農民沒有資產。比如，舊中國的地主比農民富，絕不是地主比農民勤勞，而是他們擁有土地，可取得資產性收入。眾所周知，經濟學講分配，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比例，則取決于不同要素的稀缺度。這是說，誰掌握的生產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問題就在這里。土地與勞動力相比，由于土地供給不能增加，而人口卻不斷增長。比較而言，土地會顯得稀缺。這樣，地主的資產性（土地）收入當然會高于佃農的勞動收入。由此可以推出：一個人若擁有資產，不論資產是什么，只要該資產的供應比勞動力稀缺，則資產性收入皆會高于勞動收入。

　　前面我說，“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是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而要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前提就得讓農民有資產。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難理解政府為何要推動“資源變資產”了。其用意很明顯，將資源變資產不僅可盤活農村的閑置資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將資產確權給農民，資產才能變股金，農民才能變股東。

　　然而這只是農民增收的前提。讓農民有資產，并不等于有資產性收入，有資產與有資產性收入是兩回事。舉個例子，你投資1000萬元辦廠，一年下來若利潤為零，那么你的資產性收入就是零。同樣道理，即便農民有資產，但如果資產不增值，同樣也不會有資產性收入。所以我的第二個推論是：要讓農民有資產性收入，還得讓農民的資產增值。

　　資產增值通俗地講，就是讓資產漲價。資產怎樣才能漲價呢？經濟學說：資產價格是人們對該資產預期收入的貼現。用公式表示：資產價格=資產預期年收入/銀行年利率。由于利率相對穩定，資產價格實際決定于資產的預期收入。影響資產收入預期的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就兩個：一是資產的稀缺度；二是資產的當期利潤。物以稀為貴。供應稀缺的資產，收入預期當然看漲；而資產當期利潤，也會影響人們對未來收入的判斷。

　　貴州六盤水等地的經驗證明，政府以“平臺公司”為支點，用PPP模式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可以提升農民資產的稀缺度；而推動規模經營，則可提高農民資產的當期收益。這一改革讓農村“沉睡”的資源活起來，激活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振興鄉村產業與富裕農民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曾預言農村發展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今天各地土地流轉風生水起，已印證鄧小平當年的洞見。問題是實行規模經營，土地應該向誰集中？中央講得很清楚，振興鄉村最終是要富裕農民。而要富裕農民，土地流轉就得以農民為主體。

　　然而據我觀察，時下耕地流轉大多是向龍頭公司（工商企業）集中。何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民手里缺資金，而規模經營需有大量的資本投入。前不久在南方農村調研，我看到當地農戶以每畝300元至500元的價格將耕地經營權轉讓給了龍頭公司，曾問當地干部,農民為何愿意低價轉讓？當地干部說：農民自己搞不了規模經營，若分散經營，每畝年收入差不多也是這個數。

　　驟然聽，農民照此價格轉讓土地經營權并未吃虧，可真實情況并不盡然。調研中一些地方基層干部反映說，現在推動耕地流轉難度大，不少農戶不愿轉讓耕地。為何會有農民不愿轉讓土地經營權？我做入戶調查時農民說，現在企業支付的耕地流轉費每畝不足500元，而企業用流轉的土地搞規模經營，每畝收益在5000元以上，如果耕地由農民自己集中，再請農業技術專家當顧問，每畝年收益絕對不止500元。后來我在湖南吉首隘口村看到農民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每畝收益確實達到了7000元。

　　平心而論，地方政府的初衷是為了幫助農民增收，可農民并不這么看。目前的困難在于，若以農民為主體實行規模經營，改造基礎設施投資和引進科技皆需要一定資金投入，農民自己沒有錢怎么辦？而且在調研中我發現，但凡以農民為主體搞規模經營的地區，都是用土地經營權抵押從銀行取得貸款，可此做法目前只是在少數地區試點，面上并未推開。問題就在這里，土地經營權若不允許抵押融資，農民搞規模經營的資金從何而來？

　　關于這一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有疑惑。有人解釋，不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是擔心農民一旦還不了貸款將會導致失地。我認為這種擔心純屬杞人憂天。事實上，正在推進的“三權分置”改革已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分置并行；所有權歸村集體，承包權和經營權歸農戶。要知道，農民抵押給銀行的只是經營權，即便日后還不了貸款，銀行處置的也只是經營權，農民并未喪失承包權。由此想深一層，農民若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工商企業，也同樣會失去經營權。不同的是，農民將耕地流轉給工商企業，是真正失去經營權；而抵押給銀行，只是有可能失去經營權。

　　土地經營權能否抵押融資，表面上看似乎關鍵在銀行，其實不然。當前銀行顧慮重重，一方面是現行政策規定銀行處置耕地經營權必須征得農民同意；另一方面是沒有全國性的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銀行難以通過各地區域性流轉平臺及時轉讓耕地經營權。為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修訂相關政策法規，確立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合法性；二是建立全國性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三是由財政出資設立風險補償基金，為金融機構適度分擔或緩釋貸款風險。

　　〔作者王東京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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