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一些國家施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霸凌主義、分裂主義和軍國主義，引發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極大風險，世界正處于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認識這個充滿矛盾的時代，認識這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站在人類道德道義的制高點上，有所為有所不為，是我們在當前選擇正確方略的基點。

　　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有延續既往的，也有不斷增加的，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影響世界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貧富矛盾

　　世界經濟發展最不公平的問題是貧富之間的矛盾，既表現為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矛盾，也表現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矛盾。總體來看，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

　　加入聯合國的193個經濟體中，排在前10位的經濟體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20位的經濟體的GDP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剩下的170多個國家產生的GDP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世界經濟的增量和財富量越來越向發達國家和后來快速發展的國家集中。

　　富人與窮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英國《衛報》2018年4月7日報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1%的人，將掌握2/3的財富。應該指出，貧富矛盾是當前一些國家和地區產生民粹主義的重要根源。

　　南北矛盾

　　二戰后，一般把發達國家稱為北，發展中國家稱為南，因此，南北關系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近幾十年以來，南北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持續快速發展，經濟體量越來越大。世界上出現了“金磚五國”“靈貓6國”“E11國”等一批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不斷提升，在“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會晤機制”“上合組織”等機制或組織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推動原來的南北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在一定的時點上，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上的話語權、主導權、規則制定權的競爭與博弈非常激烈。

　　新舊動能矛盾

　　新舊動能矛盾主要指新舊動能轉換中產生的矛盾和糾結。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云服務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導致了新經濟、新動能的產生，舊的經濟形態、舊的產業業態和舊的發展動能正在被新經濟、新動能、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國家之間和地區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產生了包容發展、共享發展和共同發展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舊的管理思維習慣、舊的管理方式、舊的管理流程與新經濟、新業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當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的時候，美國特朗普政府打擊的正是這種新業態。盡管國際貿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已經形成，但仍舊使用1809年的原產地原則、1930年的關稅法、1974年的貿易法來制定全球貿易政策。這就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債務和財政支出能力之間的矛盾愈益突出。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目前全球債務已經高達247萬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該機構2018年10月份公布的數據，美國當時的主權債務達到21.8萬億美元，政府主權債務達到GDP的106%；日本債務規模達到GDP的260%。歐洲債務規模平均達到GDP的95%，其中一些國家債務率更高，如希臘達到179%，意大利達到138%，英國達到89%。中國政府債務規模總體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債務，占GDP的37%，家庭債務也在可控范圍內，但企業債務在250%至260%之間，總杠桿率249%。

　　總體看，全球性財政支出拮據。美國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但財政支出能力并沒有那么強大，且每年債務增加1萬多億美元，預計到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結束時債務將達到25萬億美元。歐洲特別是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正在減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強烈抵制并不斷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在一些貧困國家，財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矛盾

　　當今世界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博弈空前激烈。二戰之后，美國等國家主導建立了世界銀行、IMF和WTO，構建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總體上是維護多邊主義和發展多邊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保持了幾十年和平發展的環境。

　　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加快發展，美國認為原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來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美國國內的法律法規和標準作為處理全球問題的依據和規則，凌駕于其他國家的利益之上，凌駕于全球規則之上。美國原來是經濟全球化及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現在則變成了破壞全球秩序和規則的攪局者。世界經濟受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的最大風險源，恰恰來自原國際秩序及規則的構建者、主導者和建設者。

　　開放和封閉的矛盾

　　世界上開放和封閉之間的矛盾比過去更加顯性化。改革開放40年，中國走的是堅持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道路。自1978年最早在廣東承接第一單加工貿易起，實行從試點開始、從東南沿海開始、從三來一補的國際貿易開始的漸進式開放，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開始了制度性、高標準的與世界市場和規則全面接軌的開放。

　　而有些國家，原來是開放的經濟體，具有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機制，現在卻正在走封閉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道路。修墻是物理上的隔離，高關稅是在關稅上筑就的“高墻”，限制或禁止高技術產品出口是人為地切斷全球產業鏈。這些做法是按照傳統的、工業化時代的、世界沒有深度聯系時的經濟形態和封閉的思維來處理當代問題。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矛盾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失衡的矛盾，引發的全球性問題甚為嚴重。世界當代經濟由兩種基本經濟形態構成，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但是兩者必須是匹配的，實體經濟是產生虛擬經濟的基礎，而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產生的增量或者變量。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也不存在應該有誰、不應該有誰的問題，兩者必須有但不能失衡。

　　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性經濟“脫實向虛”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國家過度服務化和制造業空心化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一些后發國家正在效仿并將其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一些國家過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走出困境，新的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又在加快堆積；一些國家房地產過度投機化和脫離價值及使用價值，形成“吸金”狂魔，這種經濟循環綁架了政府政策。當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而過度膨脹的時候，虛擬經濟的大廈就會坍塌。

　　老齡化和社會保障能力的矛盾

　　2000年我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10%，之后老齡化速度加快，目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已有100多個。美日歐目前是“深度老齡化”。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達27%；其次是意大利23%，德國21%，法國20%，英國19%，加拿大17%，澳大利亞16%，美國15%，俄羅斯14%，中國11%。

　　眾多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急速老齡化與社會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劇烈，北歐國家原來從搖籃到墳墓全流程社會福利制度遭到嚴重挑戰，成為導致歐債危機的重要動因，老齡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國家，幾乎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近期，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對人口年齡劃分標準作了調整，1~17歲為未成年人，18~65歲為青年人，66~79歲為中年人，80~99歲為老年人，100歲以上為長壽老人，人們的預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長，社會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將隨之大大延長，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凸顯。

　　大國競爭與博弈越來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國都在做強國夢，都走在強國的道路上。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博弈日益激烈。二戰以后，先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抗衡與冷戰，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形成了“一超多極”，一個超級大國是美國，多極為歐盟、日本、中國、俄羅斯、印度、東盟等國家和地區。

　　在激烈的競爭博弈中，各國根據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核心關切，不斷地進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組合，這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結構性調整和變動的重要動因。大國關系調整結束了全球發展可以“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獨善其身時代，也結束了傳統盟友的捆綁關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極、多樣和多邊，大國之間更像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在新的國際競爭與發展格局中，世界經濟發展的回旋空間不是被壓縮了，而是擴大了。

　　（作者陳文玲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