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全國上下的不懈探索，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回顧過去不平凡的70年，前30年我國努力建設工業現代化推動經濟發展，未擺脫貧困；后40年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經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來看，反思主流的理論思潮并進行理論創新很有必要。這既可以幫助我們洞悉國際上主流經濟理論適用的局限性，也有利于我們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經濟學理論的自主創新。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框架簡述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78年，推行計劃經濟體制；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底到現在，推進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過去70年，我國經濟發展從大的方面來講，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78年，推行計劃經濟體制；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底到現在，推進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所參考的經驗主要是“蘇聯模式”，其目的是想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當時國際主流的結構主義發展學理論也有同樣的建議。這種發展方式雖然可以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但對于推行這種發展方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的總體成績并不好。從我國的情形來看，在計劃經濟制度下，中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但工業效率極其低下，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

　　1978年底，我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率先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而且，我們的轉型并沒有遵循當時國際上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而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先推行了漸進的雙軌制改革，同時設立經濟特區等，創造局部有利條件來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上流行的新自由主義除了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以“休克療法”一次性到位才能成功的看法之外，還有一個看法就是像中國推行的那種漸進雙軌轉型，同時有市場和政府在配置資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導致的結果是經濟效率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問題還多。

　　然而，我國過去40年卻是經濟快速發展，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發展的奇跡。同時，我們對改革的認識和部署也不斷與時俱進。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論觀點，并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

　　高質量發展，必然要伴隨人均收入的不斷增加，以及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一般來說，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產業中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效率；二是通過產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配置到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這兩者的實現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在經濟新常態下，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外部環境下，我國的經濟也能夠不斷增強創新力和競爭力，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并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國際主流經濟學理論及其適用的局限性

　　發展經濟學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而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原因是這些理論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

　　從國際范圍來看，在不同階段，世界上存在不同的主流經濟理論。

　　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后，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強調市場失靈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要發展好必須靠政府克服市場配置資源的局限性。同時，二戰后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應時代發展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分出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現在稱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要民富國強，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其前提是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要跟發達國家有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國強”則必須有先進的軍事裝備，那些裝備也是由先進的技術和產業生產的。然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產業都是傳統的農業，或是自然資源產業，勞動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國家也不強。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以發展現代、先進產業為目標。但是，那些現代化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依靠市場發展不起來；于是，結構主義認為這是市場失靈造成的，從而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方式發展現代化產業。一些國家在當時這種主流理論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工業建設有成績、但人民生活水平沒改善的問題，并且經濟出現停滯和危機。

　　由于結構主義發展政策的失敗，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的主流思潮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經濟發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靈造成的。從經驗實證來看，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效率不如發達國家那樣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轉型的目標是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按照當時的主流思潮，要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要的制度安排。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根據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了后來的所謂“華盛頓共識”，這個共識就是轉型要成功必須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而且這些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如果市場放開了，產權不改革，結果會更糟。或者市場放開了，產權改革了，但宏觀上面不穩定，結果也會更糟。然而，絕大多數的根據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轉型的國家，結果則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

　　從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與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在發展方面按照主流理論設定政策的國家基本都出現了問題，而中國違反了主流理論卻實現了快速發展。那么為什么這些思路清晰、邏輯嚴密的主流理論在解決問題時顯得蒼白無力？為什么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分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是條件不同的內生結果。

　　具體分析，第一階段的發展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建立現代化工業體系，但是該理論忽略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產業結構的內生性，而產業結構內生于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稟賦結構。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的產業集中在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決定的。發達國家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經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上有比較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性是資本短缺，因此，在資本密集的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一個國家若發展那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離開了保護補貼就活不了。例如，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是這個情形。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形成的主流發展理論沒有認識到各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的，只看到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水平低，在沒有改變導致內生結果的原因時，就要去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拔苗助長的結果必然是失敗。

　　第二階段的轉型理論沒有意識到扭曲的內生性。在轉型時，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聽起來也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預扭曲，必然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等。但是，為什么按照那樣的理論指導去進行轉型，導致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原來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忽視了原來在轉型之前的各種扭曲也是內生的。那些扭曲、干預、補貼為什么存在，因為轉型前要優先發展的產業資本太密集，這種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不給補貼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要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效的市場，必須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宏觀穩定化，政府財政預算必須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種保護補貼一次性取消掉。取消掉的結果是，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活不了，因此就會出現大量的企業破產，導致大量的失業，就會有社會不穩定等問題，經濟也就會崩潰。由于主流的轉型理論忽視了這種扭曲的內生性，盡管理論模型的邏輯很嚴謹，根據理論所做的建議很清楚，可是，按這些建議來轉型的結果卻比原來更糟。

　　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比較而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差異；而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走了自己的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需要進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在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以進行理論創新方面，我國的經濟學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一般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也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于是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等作為最優的結構。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運行至關重要，教科書里討論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發達國家適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大銀行、風險資本等。這種制度安排適合發達國家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情況，生產活動和技術創新需要大量資本投入、風險非常大。可是，在發展中國家百分之七八十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小型的農戶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生產用的技術一般是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的產品也是相對成熟的產品，需要的資本規模較小，風險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問題方面，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經濟學的教科書僅依賴風險資本、大銀行等，就會發現實體經濟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給定的最優結構，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要發展的目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轉型的時候，把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結構當作最優結構，忽視了扭曲的內生性，導致的結果就是出發點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作為經濟運行方方面面的指導原則，同樣會忽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特性的差異而不適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作用，就要求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并了解內生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新的理論來自于新的現象，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比較而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差異，走的道路也是當時的主流道路；但是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走了自己的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可以說，奇跡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現有的經濟理論來看中國，可能到處是問題，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放慢一點，在國際學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是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創造了奇跡。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奇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需要進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以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必須要了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新結構經濟學倡導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根據新結構經濟學，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產業結構是內生的，每一個時點上要素稟賦給定，這些稟賦結構決定了一國在某一發展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較優勢的產業結合合適的基礎設施和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轉化為一國的競爭優勢產業，這種發展結構便是最好的結構。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與現代經濟學相結合形成的理論分析框架，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結構與結構間的關系。為區別于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的結構主義，故取名為新結構經濟學。

　　在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以進行理論創新方面，我國的經濟學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要抓住這個時代機遇，除了必須有嚴謹的數理邏輯模型之外，也要有扎實的宏觀和微觀的經驗數據來了解現象以及檢驗各種理論假說。展望未來，我們當不辜負這個時代給予的機遇，對理論的發展作出創新性的貢獻。而且，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較為近似，與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相比，來自我國的理論也能夠比較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克服困難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實現繁榮富足的目標。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和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