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資產泡沫會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滯不前。沒有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提升，低端的產品供給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由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進程主導的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所形成的需求就無法得到滿足，在開放經濟下，大量的消費力量轉向國外，這又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工業比重下降，制造業外遷，于是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效率都難以提升，出現經濟結構服務化趨勢明顯、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庫茲涅茲化”問題。

　　●中國實體企業面臨著發達國家的高端擠壓和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出的國際環境，實體企業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保證實體經濟這一根基穩步發展，成為“十三五”時期頗具挑戰性的重大任務。

　　●在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過程中，還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化國家積極推進“再工業化”戰略的所帶來的高端擠壓及資源爭奪壓力。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制造業高度重視，意味著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競爭更多的是實體經濟的競爭，是制造業發展的競爭。

　　“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資產泡沫會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滯不前。沒有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提升，低端的產品供給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由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進程主導的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所形成的需求就無法得到滿足，在開放經濟下，大量的消費力量轉向國外，這又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工業比重下降，制造業外遷，于是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效率都難以提升，出現經濟結構服務化趨勢明顯、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庫茲涅茲化”問題。

　　中國實體企業面臨著發達國家的高端擠壓和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出的國際環境，實體企業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保證實體經濟這一根基穩步發展，成為“十三五”時期頗具挑戰性的重大任務。

　　在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過程中，還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化國家積極推進“再工業化”戰略的所帶來的高端擠壓及資源爭奪壓力。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制造業高度重視，意味著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競爭更多的是實體經濟的競爭，是制造業發展的競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實體經濟是供給體系的主體內容，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無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不但有利于扭轉我國經濟中的“實虛失衡”問題，而且事關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供給質量決定了

　　供給對需求的適應程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

　　黃群慧表示，“供給質量”就是供給側所具有的特性滿足需求側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說，供給質量決定了供給對需求的適應程度。供給質量可以分為供給要素質量和供給體系質量，供給要素質量是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滿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給體系質量則是產品（包括服務、工程等）、企業和產業等所具有特性滿足需求的程度。

　　提高供給要素質量，意味著勞動力素質提高、物質資本更新換代、更多高新技術的投入以及人力資本的提升等。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就是提高產品滿足消費者消費升級需要的程度、提高企業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提高適應消費升級的產業轉型升級能力等方面的內涵。由于發展階段的變化，長期以來我國依靠供給要素數量增加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現在更多地需要通過創新改善供給要素和供給體系的質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黃群慧進一步指出，實體經濟是供給體系的主體內容。判斷是否是實體經濟的關鍵標準在于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是否直接改善了人類生存發展質量。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推進，制造業的“制成品”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存發展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人類步入工業社會，制造業成為實體經濟的主體。因此，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提高，無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

　　扭轉“實虛失衡”

　　亟須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

　　黃群慧表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這些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實體經濟供應體系質量不高，影響實體經濟供求失衡，實體經濟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資本開始“脫實入虛”，或者進入房地產市場炒作，或者在資本市場自我循環，追求在虛擬經濟中自我循環，進一步形成資產泡沫，隨著泡沫的愈來愈大，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最終形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

　　以農業，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的生產總值作為實體經濟寬口徑計算，我國實體經濟規模占GDP比例從2011年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貨幣供應量M2是GDP的倍數從1.74倍上升到2.03倍。

　　從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塊的利潤額已經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潤額的50%以上，這意味著金融板塊企業超過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潤之和。麥肯錫最近一份針對中國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國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的經濟利潤80%由金融企業拿走，而美國的經濟利潤只有20%歸金融企業。

　　黃群慧指出，“脫實向虛”問題表明，實體經濟供給與金融供給之間、實體經濟供給與房地產供給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即“實虛失衡”。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金融部門對于實體經濟部門具有壟斷地位，金融業投資回報率維持在較高水平；第二，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不高，基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不發達，直接融資比例較低；第三，房地產合理頂層設計缺乏和房地產市場亟待規范，土地價格上漲過快；第四，經濟金融化降低了實業投資率和貨幣政策提振實體經濟的效果；第五，實體企業綜合稅收負擔較重，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

　　從實體經濟供給要素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制造業工人亟待提高素質，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廠的機器人還比較缺乏，物質資本急需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級，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還較高。

　　從實體經濟供給體系看，表現在產品供給質量上，部分產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表現在企業供給質量上，存在大量的“僵尸企業”，優質企業數量不夠，尤其是世界一流企業還很少；表現在產業供給質量上，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并長期存在，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在整體中占比還不夠，在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

　　這種“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資產泡沫會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滯不前。沒有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提升，低端的產品供給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由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進程主導的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所形成的需求就無法得到滿足，在開放經濟下，大量的消費力量轉向國外，這又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工業比重下降，制造業外遷，于是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效率都難以提升，出現經濟結構服務化趨勢明顯、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庫茲涅茲化”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效率問題，制造業和服務業形不成一個互相促進轉型升級、進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機制，最終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三個層面

　　著力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

　　黃群慧建議從企業層面、產業層面、產品層面完善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

　　第一，在企業層面，處置“僵尸企業”和降低企業交易成本，降低企業杠桿，政府向企業簡政放權，提高實體企業素質和競爭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研發供給能力；重視發揮和調動企業家創新的作用。

　　“僵尸企業”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補貼、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或借債不斷“輸血”而勉強維持運營的企業。“僵尸企業”占用大量經濟資源卻不產生經濟效益，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活力，加劇了金融風險，成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掣肘。因此，加快處置“僵尸企業”、推進“僵尸企業”重組整合或退出市場，成為我國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和近期經濟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之本。當前，我國經濟步入工業化后期并呈現出明顯經濟服務化趨勢，2013年我國服務業占比超越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2015年第三產業占比超過50%，經濟“去實體化”的內在結構演進風險在不斷加大。再加之中國實體企業面臨著發達國家的高端擠壓和新興經濟體低端擠出的國際環境，實體企業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保證實體經濟這一根基穩步發展，成為“十三五”時期頗具挑戰性的重大任務。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圍繞降低實體企業人工成本、稅費負擔、財務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個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出臺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營造有利環境，鼓勵和引導企業創新行為。

　　第二，在產業層面，化解產能過剩與壯大新興產業；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行動；提高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組織合理化水平；重視發揮競爭政策的作用，促進從產業政策從選擇性向功能性轉型，培育技術創新生態。

　　一方面，“十三五”時期如何綜合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過剩產能實現市場出清，是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要積極實施《中國制造2025》，推進“互聯＋中國制造”，加快培育工業增長新動能。2015年提出的《中國制造2025》，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中國制造業有了到2050年的發展藍圖，更在于描繪了中國未來整體經濟增長“新發動機”，這是中國經濟在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一個重大突破。

　　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還是積極推進《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戰略 ，都要注意把握使用財政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力度”和“協同度”。一是要堅決避免以加快推進《中國制造2025》為借口，進一步強化實施選擇性產業政策，從而影響良好技術創新生態的建設，最終背離了《中國制造2025》的初衷；二是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協同性，尤其是警惕政府在房地產“去庫存”過程中，因稅收政策調整而刺激房價提升，進一步惡化制造業企業創新發展生態；三是注意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同，推進產業政策從政府選擇、特惠措施為主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取向，轉向普惠性、促進公平競爭和科技進步的功能性產業政策取向，從而促進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逐步實現。當以“穩增長”為目的的選擇性產業政策與以“調結構”為目標的競爭政策發生抵觸時，一定要在決策價值觀上傾斜競爭政策。

　　第三，從產品層面，重塑“工匠精神”，扎實提高產品質量。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一個制造大國，但還不是一個制造強國。當前我國亟待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機遇、推進制造業發展戰略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高質量“中國制造”的文化基礎。在精益求精的精神驅動下，現代產業工人會鍥而不舍追求技能的提升，從而促進工藝創新、產品創新和質量完善。而且，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更加強調滿足個性化、高品質消費，這更加需要弘揚“工匠精神”。因此，倡導“工匠精神”對于推進我國制造業由大向強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黃群慧強調，中國還遠沒有到可以接受“脫實入虛”的“去工業化”階段。快速的、低成本的工業化戰略造就了數量龐大的中國實體經濟，但是也遺留下實體經濟供給質量亟待提升的重大問題。雖然從2010年開始中國制造業產值總量已經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還不及美國的五分之一。

　　如果不能夠進一步深化工業化進程，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進而提高效率，那么中國可能會因過早地“去工業化”而最終無法實現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中國夢。而且在中國深化工業化進程過程中，還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化國家積極推進“再工業化”戰略的所帶來的高端擠壓及資源爭奪壓力。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制造業高度重視，意味著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競爭更多的是實體經濟的競爭，是制造業發展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