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從治國理政的層面看，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大亮點是：黨中央“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整”。這句話實質上宣告了中國經濟工作要走一條新路，中國經濟也開始走上了這樣一條新路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亮點紛呈，眾多新提法、新舉措、新任務引發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畢竟這些政策安排、制度設計會深刻地影響我們大家明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經濟生活。但是，從治國理政的層面看，本次會議更大的亮點其實是會議新聞稿中的一句話：黨中央“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整”。我們對經濟工作為什么作出這樣的判斷而不是別的什么判斷，為什么進行這樣的決策而不是別的什么決策，為什么關注這樣的問題而不是別的什么問題，為什么采取這樣的做法而不是過去那些做法，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中國經濟工作思想方法有了重大調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話實質上宣告了中國經濟工作要走一條新路，中國經濟也開始走上了這樣一條新路。

　　辯證理解經濟政策的變與不變

　　細心的觀察者可能會注意到，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很多內容似曾相識，像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等等，這些內容是在去年、前年甚至黨的十八大以來就反復講的“老話”，今年又講了出來，而且講得更具體。為什么?

　　第一，“老話”不老，“老話”本是新話。這些話是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立足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這一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而說出來的。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社會經濟增長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要做“加減乘除”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要尋找新動能，等等。沒有經濟新常態這一大背景，這些話是不可能說也說不出來的。即使過去有類似的說法，其內涵也與現在有著本質的不同。

　　第二，“老話”其實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確立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一政策框架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對于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意義重大。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四年經濟發展實踐的檢驗，證明它是符合實際的、行之有效的。我們的經濟工作有進步、有收獲，就在于我們把這些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實在了經濟發展實踐中；我們的經濟工作有隱患、有風險，就在于我們對這些政策堅持不堅決或堅持不到位。

　　當然，在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隨著經濟發展具體情形的變化，對某一方面、某一領域、某一層級經濟政策進行適當的微調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只要中國經濟還沒有走出新常態這一大的發展階段，我們的經濟政策大框架就不會變也不能變，這些“老話”就會一直貫穿中國經濟發展全過程。

　　經濟工作的目標必須旗幟鮮明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聞報道出來后，最吸引大眾眼球的莫過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句話。實事求是講，在如此嚴肅的會議上講出這樣一句近乎口語的大白話確實有些不同尋常，但我們要為這樣的“不尋常”點贊。這充分表明中國最高決策層與中國百姓的心是相通的，百姓想說的話也正是他們說出的話。

　　中國社會這些年來蓋了不少房子，但很奇怪“房子”這一商品似乎不再遵守商品的經濟規律。房子蓋得越多價格越高，為什么會這樣呢?　目的與手段本末倒置了，房子不再是用來住，而是為了投機炒作。當一個上市企業一年的利潤都趕不上賣一套房子的收益時，誰還會繼續堅守實業?當本不應該的財富泡沫一直能堅而不破的時候，誰還能感受到勞動的神圣與勞動的尊嚴?

　　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這句話雖然直接指的是房地產業，但對中國社會的所有產業都適用，對中國社會的所有經濟工作都適用。雖然在特定的過程中，目的與手段有相互轉化的情形，但是目的就是目的，絕對不能退化為手段；手段就是手段，絕對不能異化為目的。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倡導培育“工匠精神”，呼吁打造“百年老店”，這不是我們在秀什么情懷，而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必須的“標配”，是基于中國現實國情與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中國當然要大力發展現代金融業，但是金融的發展必須要服務于實體經濟，而不能反客為主、鳩占鵲巢、自我循環，更不能成為實體經濟的“攪局者”“吸血鬼”“野蠻人”，不能成為經濟社會的風險源。當然，并不是說只要搞實體經濟就一好百好了。如果提供的是無效供給，沒有市場，“僵尸企業”要毫不猶豫地被處置。

　　誠然，每一個產業發展都有其自身的產業定位與業績目標，但任何產業的發展都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最大目標。經濟工作小目標要服從大目標，這一點必須旗幟鮮明。明確了這一點，不尋常就會變得越來越尋常，越來越常態。

　　在更高層面上把握“穩”與“進”

　　在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被提升到了治國理政重要原則的地位，提升到了做好經濟工作方法論的地位。對經濟工作講政治、講哲學，這是意味深長的，也是意義重大的。

　　經濟建設當然是我們黨的中心工作，是中國社會的重中之重，但是經濟發展不是全部，經濟發展也不可能離開其他發展而自彈自唱。衡量經濟工作的“穩”，不能只看經濟指標，還要看與之相關的政治指標、社會指標、文化指標、生態文明指標等等。只有經濟的穩，沒有其他領域、其他方面的穩不是真的“穩”，也不可能真正“穩”住。衡量經濟的“進”同樣如此。如果不能帶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不能增加人民群眾的幸福感，不能帶來社會的文明、和諧、進步，片面的經濟指標“進”也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一些習慣了高速發展的同志總是不甘心把速度降下來，總是對目前的經濟下行誠惶誠恐。我們當然也希望經濟發展速度快一些，但當經濟下行已是客觀必然的時候，勉強加速不僅會欲速不達，甚至還會引發連鎖性的問題。通過飲鴆止渴的投資把經濟發展速度勉強維持在某一好看數字上，似乎穩住了，但如果不能帶來相應的就業，不能產生真實的需求，后續的波動會更大。反倒是通過下行探底找到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基礎點、基本面，站在堅實的基礎上方有繼續前進的可能。這兩年來我國經濟增速低了不少，但解決就業的力度與成效卻不降反升，甚至遠超當年兩位數增長時的數量，道理也在于此。

　　那么，什么才是我們希望的“進”呢?在穩的前提下通過在關鍵領域的突破而“進”，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而“進”。比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質量提高了，供給結構適應了需求結構，“進”自然就水到渠成；又比如，通過創新驅動，不僅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讓傳統產業得到新技術新業態的全面改造提升，“進”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比如，通過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雷區隱患消除了，薄弱環節補強了，“進”也就順理成章了。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的是這樣的“進”。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