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又到年底，距離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已經一年了。在這一年中，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體系逐步成熟、豐富，全社會也經歷了從一哄而上到霧里看花，再從躬行探索到攻堅克難的逐步轉變，各部委、各行業、各地方正在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

　　五大重點任務：開筆破題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在中央的精心部署和各地的大力推進下，目前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10月底，鋼鐵已提前完成4500萬噸全年去產能目標任務，煤炭去產能2.5億噸的全年目標任務有望提前完成；到10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已連續8個月減少；10月末，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

　　在降成本、補短板方面，各地也都積極行動起來，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以浙江省為例，該省年內連續兩次出臺政策降低企業成本。截至11月底，第一批減負降本政策已為全省企業減負800多億元，近日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的若干意見》預計可再為全省企業減負200億元以上。補短板方面，各地逐步開始重視補齊軟硬兩個方面的短板，不光在基礎設施、農田水利、民生工程建設方面加大投入，也開始注重營商、創業、法制、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軟環境建設，注重補齊軟件短板。

　　新供給、新動力：新芽萌動

　　“三去一補一降”這五大重點任務是供給側改革的破題之筆，真正的大文章在于讓新供給、新動力充分涌現，才能實現供給結構的更新，讓供給適應需求，進而創造需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舊發展動力的轉換需要一個過程，當前新動力的成長勢頭正在加快。必須堅定信心、增強定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的經濟結構，強化新的發展動力。在剛剛結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提出了“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培育壯大新動能”的明確要求。

　　很多省市都在部署五大重點任務的同時，高度重視創新，重視培育新供給新動力，提出了創造新供給、引領新需求的政策措施。其中深圳、杭州、上海等地在發達地區中走在前列，深圳提出“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即一是完善自主創新的政策法規體系；二是持續加大政府科技投入；三是加強創新載體建設聚集創新資源的做法，讓深圳這個創新之城持續領跑。

　　杭州在新型服務業的發展上可圈可點。2016年上半年，杭州市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營利性服務業（即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四個行業），增加值增長25.8%，拉動GDP增長4.8 個百分點，貢獻率達44.5%；前三季度，前三季度，全市規上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增長40.1%，利潤總額增長59.9%。信息經濟中以服務業為主體的數字內容產業增加值增長35.4%，移動互聯網產業增長45.9%，電子商務產業增長46.1%，云計算與大數據產業增長28.6%，遠高于傳統服務業增速。

　　由此可見，只有不斷培育新供給，才能給中國經濟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培育新供給、新動能與去產能、去庫存，是相同方向并排而行的兩條河流，只有它們匯聚成一條河流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

　　改革下一步要動奶酪、啃硬骨頭

　　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應該在哪里？我們認為應該在要素市場、關鍵領域和壟斷行業三個方面。

　　在土地、金融、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上，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土地要素方面，為什么一線城市的房價居高不下？土地要素市場長期處于人為的供不應求狀態，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新供給新動力新業態的發展，也需要供給靈活，成本適當的土地要素支持，下一步城市的土地供給如何有序放開，農村的土地確權流轉如何真正推進？都是需要研究和改革的課題。

　　金融要素方面，金融的功能就是在儲蓄者和企業之間用最低的成本架設一座橋梁，然而中國錢最多，中國居然錢最貴。一邊是100多萬億人民幣的巨額儲蓄，另一邊是中小企業融資貴、融資難。中國的金融機構不但沒有在二者之間架設橋梁，還在二者之間挖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這種狀況應當如何消除，真正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人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是經濟發展的首要要素，在全面二胎政策放開之后，還應當怎樣進一步改革戶口、社保體制，進一步實現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培育和延續新的人口紅利？

　　在醫療、教育、交通等很多關鍵領域，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已經暴露得很充分，是該動真刀真槍的時候了，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不斷發生的傷醫案，僅僅是醫療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一個側面，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迅速引發全社會的不滿。所以這種情況下要盡快展開醫療供給側改革。在教育、交通等領域也是一樣。國家花了很大的力氣，投入很多的資源，為什么學生、家長和用人單位，都對我們的教育不滿意？網約車緩解了城市居民的出行壓力，也帶來了一定的管理困難，但是過高的戶籍和車型要求是不是有利于新供給的涌現，對創新、試錯的態度，到底應該放還是應該收？在國企、財稅等關鍵領域，中央的改革思路已經明確，下一步需要在保證施工質量的前提下加快推進。

　　在能源、資源、電信等壟斷行業，應當如何讓各方資源公平進入，來激發這些行業的活力，促進新供給涌現，更新供給結構，降低供給成本？這也是下一步要研究的問題。

　　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是解放生產力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討論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我們認為，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應該是解放生產力。從短期成效來看，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轉型的力度，轉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推動生產要素從供給過剩、供給老化的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的產業轉移。二是放手的效果。通過簡政放權，市場主體的成本降低了多少？通過放管結合，民間投資的活力增加了嗎？通過優化服務，創新創業的環境改善了嗎？總體而言就是新供給新動力涌現的障礙和約束減少了沒有？ 三是改革的深度。通過深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給成本，讓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流。

　　從長期成效來看，只要認真貫徹三中全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精神，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地制宜創新增長方式，中國經濟就一定會煥發新的增長活力。

　　（張海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