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征求意見結束，條例中第二條最新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打假將不再受保護的規定引發了消費領域的極大關注，這是自1994年消法實施后首次從法律層面上就爭論20年之久的“知假買假”問題進行明確。對于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這是否意味著將面臨一種職業層面的拐點，也尤為引人關注。（10月17日《北京青年報》）

　　職業打假人是一個特殊化的群體，也是一群頗具爭議的群體。是否允許職業打假的合法性存在，依然存在很大的爭議，比如有“國家打假機制不作為下誕生的畸形產業”的定位，并貼上了“畸形產業”的標簽。言下之意，既然產業都已畸形，那么游走在灰色地帶的職業打假人，似乎也具有某種天然的原罪。畢竟，以賠償獲利作為打假的動力，與傳統道德的要求格格不入。

　　于是在各種利益的角力下，職業打假人的法律地位，也變得不明確起來。消費者和監管部門當然允許其存在，畢竟職業打假的一系列作為，對于制假販假行為有一定的約束力，并發揮著獨特的正面作用。當然，對于企業負責人和商家來說，職業打假人對其不失為一種威脅，尤其是部分人“惡意打假”的行為，對整個群體的形象都是一種損害，讓群體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不可否認，逐利沖動會讓職業打假人的行為變得模式化、固定化和惡意化，在其行為游走在灰色地帶的情況下，惡意打假逐利則可變得“黑色化”。以打假為名義的行為則可能成為“假打”，與傳統的打假訴求和愿景背離甚遠。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職業打假人又成了公眾打假弱化的反諷。大量的打假案例由職業打假人發動和包攬，映射了其他沉默的大多數人的難以作為。一個社會的打假基因構成，應是占絕大多數群體而非少眾化的“職業者”。

　　正是看到了這點，一些打假人悄然實現轉型。從“我來打”到“我幫你打”的升級，可以讓職業打假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權利維護與伸張畢竟具有相當的專業性、法律性，讓職業打假人的長處得到發揮，是職業打假人自我嬗變的需要，也是實現打假社會化升級的需要。不過，拋開職業打假人的“原罪思維”，在一個正常的權利體系和法治構架下，都應當允許職業打假人的合法存在。

　　用道德的標準去評判職業打假人的合法性，其實是法治思維缺失的存在。灰色也好，黑色也罷，只要職業打假人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那么就應當得到支持。即便不鼓勵與提倡，但也不必打壓與限制。換言之，只要其使用的手段符合法定程序，并具有法律的正當性，那么就不能用目的去進行否決。能夠在利己的同時達到利它的作用，職業打假人在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著現實的權利生態與利益格局。

　　保護合法，限制非法，把職業打假人視為“正當的每一個”，對此群體存在的合法性和行為的正當性，才會有“法治化的理解”。法治的基本原則是，既講求人人平等，又注重程序正義，而不會有任何身份性歧視和目的性假設。只要其行為合法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管其是基于利己，還是出于利他的目的，都應當得到法律的承認與認可。尊重別人的權利，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職業打假人與消費者利益的一致，與公共利益也存在目的性的殊途同歸。給予其法律上的放行和情感上的認同，亦是檢驗社會進步的一種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