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俊人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專家評審委員、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倫理學》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兼召集人、中國倫理學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聯理事、國際周易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客座教授。著有　《現代西方倫理學史》等20余部專著，譯（編）有《道德語言》等20部（卷、冊），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近300篇。

　　■人們可以嘗試各種創新，但前提條件是：創新者必須具備一些基本素養。例如，科學技術知識準備、科技設備儀器、財務支持、組織激勵，等等。審視過去500年的現代化歷程，很多例證都說明，如果沒有上述條件，創新通常只會是某種財富奢望和資源奢侈

　　■創新作為一種知識產權，蘊含著巨大商機。一般說來，它應該且必須按照市場方式來運作。但如果因此把創新簡化為一種牟取利潤和財富的方式，缺少科學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就難免會降低知識創新、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本身所蘊含的美德倫理意義

　　■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在探尋古代科技發達領先的中國為何沒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的先行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追問。我們必須突破傳統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創新的守成主義藩籬，將其中的精華轉化為有益于現代創新的文化思想資源

　　■合理的創新經濟應該是以較低能源成本和生態環境代價、獲得較高經濟效率的新型經濟。這大概是新型創新經濟區別于近代以來工業化經濟的主要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新化學、新生態技術不單具有極為重要的技術意義，而且具有積極的生態環保價值

　　推動經濟社會前進的動力，已由傳統生產力要素轉向科學技術

　　所謂創新經濟，是指主要由科學技術變革等內在因素帶來整體經濟創新進步的發展形態。就創新經濟而言，推動經濟社會前進的動力，已由傳統的生產力要素驅動轉向了科學技術，尤其是新型技術的發展驅動。它不僅可以使社會生產力得到快速提高，甚至會使經濟管理方式、商品營銷方式、科技研發轉化方式等發生深刻變化。

　　歷史地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歷來都是由創新推動的。只不過以往創新活動的速度比較緩慢，社會對科技創新的激勵幅度也比較弱小。現代社會有更多的創新理論、制度提供激勵和支持，因而現代經濟創新速度更快，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大，甚至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最根本、最關鍵、最持久的經濟發展動力。

　　科學技術的變遷不僅推動經濟發展，也會帶來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化。同時，社會也需要理念觀念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等，這是創新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比如，如果當時沒有大量的新技術發明，沒有大量發明性、創新性價值理念的支持，以及從15世紀到17世紀積累起來的較為雄厚的資本條件，近代西歐的工業革命就很難出現，更不可能最終充分實現。

　　不過，要弄懂創新或者創新型經濟，還需關注創新背后更加復雜的方面，尤其是創新的倫理之維。只有更好地理解創新經濟及其可能產生的社會文化后果，才可以更好地駕馭和管理創新型經濟，更好地規范創新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路徑。

　　20世紀伊始，英國道德哲學家摩爾曾經重新審視“好”或“善”這一倫理學核心概念。他認為，說另一些東西、事情或人好，是因為它或他（她）可以對其他外部事務或目的帶來好的影響或結果。這一種好，實際上并不是內在的、目的意義上的，而是手段和工具意義上的好。

　　為了便于理解，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當人們說汽車好的時候，是因為它可以帶來便利的交通，從而讓生活變得更方便。但這是外在的好，因為它只是一種工具意義上的善。事實上，它還可能帶來外部的或附加的不好，如空氣污染。所以說，它并不是最高的善。由此，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追問：創新是好的嗎？說創新好，是因為它對整個社會是好的，還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好的？這些問題讓我們看到，必須要更全面地思考創新經濟的道德問題。

　　柏拉圖曾經說過，各種“技藝”本身包含著人類的智慧和目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技藝”的關鍵就是能夠讓人們處理或掌握一些問題時可以更加合理有效，但“技藝”不應超越其自身的合理范圍，人們不能完全為“技藝”而“技藝”。也就是說，不能為追逐技術本身而進行技術創新，“技藝”最終要有利于人們獲得幸福。

　　在這些古代哲學家看來，“技藝”及其包含的人類智慧價值，本身是善的價值非常重要的來源。用現在的話來說，它能夠以自身的創新性推動良善本身的創新和完善，并運用不斷創新和改進的“技藝”來幫助人類獲取幸福。

　　當我們把思緒拉回當下可以發現，創新是人類智慧和人類社會文明的內在動力和標志，因而其本身具有崇高的目的和尊嚴。我們要從根本上而不只是從有用、有效、有利的工具或手段意義上來看待創新。做到這一點，就可以將其內化為一種持久而自覺的目的追求。由此，我們社會的創新經濟才有可能超越簡單、直觀、短視的實利主義或實用主義層面，從長遠、理性和內在目的論的意義上來考量、理解、從事創新經濟的偉大實踐，進而形成投身創新經濟內在而持久的精神動力和使命感。

　　不能有效防止創新成果被剽竊，創新經濟恐怕終將成為一句空話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概40%的經濟發展來自于技術或者體制性的創新。這是過去3年的一個數字。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到目前為止依然能夠保持6.5%以上的GDP增長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創新驅動戰略的執行，實際上也一直在激勵人們更積極地嘗試和追逐自己的夢想。

　　但即便如此，對創新經濟的道德哲學反思仍然是有必要的。比如，創新的目標僅僅是為了GDP的增長嗎？或者說得更直接一些，創新經濟只是為了保持目前的增速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如果角度是片面或褊狹的，就難以正確看待創新，甚至可能導致過分依賴GDP來判斷創新經濟的成效。

　　實際上，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對于創新而言或許是更為重要的。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經濟創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得不對創新作更全面的反思和評估。比如，認真考量在創新過程中，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這些代價是否被忽視了？創新經濟或許會消耗大量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社會資源、金融資源、科技資源等。但在具體的過程中，這些資源或成本是得到了合理開發和利用，還是被浪費掉了？

　　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形式的創新如果缺失了合適的條件或前提，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也未必一定是值得追求和鼓勵的。在當前的經濟社會環境下，人們固然可以嘗試各種創新，但前提條件是：創新者必須具備一些基本素養。例如，科學技術知識準備、科技設備儀器、財務支持、組織激勵，等等。審視過去500年的現代化歷程，很多例證都說明，如果沒有上述條件，創新通常只會是某種財富奢望和資源奢侈。

　　第一，任何經濟創新都必須具備社會價值的合理性。比方說，不管是否會帶來經濟上的成功，如果造成污染或者付出高昂的生態環境代價，任何所謂創新在社會倫理意義上都可視為惡的。

　　第二，任何經濟創新都必須具備科學的合理性。否則，只會導致過度使用甚至浪費社會資源。而任何形式的浪費，無疑都是不應有的。

　　第三，創新需要必備的社會體制條件。一些用于刺激、鼓勵經濟創新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會有某種程度的制度偏向，從而引起某種形式的制度偏頗或安排不公。例如，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來說，某些針對創新經濟而作出的現時性制度安排（特殊政策或策略）會不會產生制度效應的不公，就值得思考。

　　第四，創新需要足夠的法治環境，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創新成果被剽竊或“被搶劫”，創新經濟最終將是一句空話。如果創新者的創造成果不能得到很好保護，人們也就沒有高漲的創新熱情。

　　更重要的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科技知識的法律保障問題，而且在根本上是對創新者個人和團體基本權利的保護問題。就現實情況而言，保護知識產權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較為嚴重的問題。

　　第五，要避免過度商業化的炒作和利用。創新作為一種知識產權，蘊含著巨大商機。一般說來，它應該且必須按照市場方式來運作。但如果因此把創新簡化為一種牟取利潤和財富的方式，缺少科學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就難免會降低知識創新、科技創新和經濟創新本身所蘊含的美德倫理意義。換言之，遵循社會科學的邏輯和道德倫理的考量，創新其實有著真理與道德、手段價值與目的價值之雙重意義。

　　不敢或不能突破傳統陳腐既定，很難創造現代化的“中國經驗”

　　展望未來，如何更好地推動中國的創新經濟？我認為，以下三大挑戰需要克服：

　　一是文化的挑戰。文化的挑戰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即如何傳承和突破文化傳統？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中國社會近代以降仍未真正解決的老問題，卻是未來創新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大問題。

　　一方面，有人對自身的文化傳統多有不恭，甚至怨恨；另一方面，我們似乎又難以真正超越傳統文化的束縛，不敢獨立嘗試知識創新。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近代文明史說明，如果不敢或不能突破傳統陳腐既定，不敢進行大膽創新，是很難實現現代化的，更不用說創造現代化的“中國經驗”了。

　　毋庸諱言，中國傳統文化似乎給人一種創新較弱的印象，在很多方面缺乏首創精神。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在探尋古代科技發達領先的中國為何沒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的先行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追問。我們必須突破傳統文化中那些不利于創新的守成主義藩籬，不僅傳統文化自身需要與時俱進，而且需要將其中的精華轉化為有益于現代創新的文化思想資源。

　　二是制度的挑戰。面對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和現代科技之于經濟創新發展所具有的強勁影響，我國創新中最為急需的，與其說是前沿的科技創新，不如說是適應這一科技革命的社會制度創新。

　　沒有科技體制和社會制度創新，就無法使創新獲得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就需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時，還要加強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對應試教育的積弊進行改革。

　　此外，創新絕不僅僅局限于企業本身的內部改革，還要注重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這是因為，后者決定著現代企業的建構和發展。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外部的制度創新要比企業內部的體制創新更為急迫、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和艱難。一套真正有效合理的社會制度，必須是能夠較為充分地激勵、發揮和保護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企業創新的制度系統。

　　三是能源與生態環境的挑戰。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不僅具有深刻的全球化特征，而且遭遇自然資源緊缺和生態環境危機的困局。這要求我們必須改變既有的增長方式和價值觀念。同時，人們的生活、消費、生產，不僅要接受經濟理性的檢驗，也要接受生態倫理的審視和評價。

　　合理的創新經濟應該是以較低能源成本和生態環境代價、獲得較高經濟效率的新型經濟。這大概是新型創新經濟區別于近代以來工業經濟的主要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說，互聯網、新化學、新生態技術不單具有極為重要的技術意義，而且具有積極的生態環保價值。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越來越復雜。在各種經濟活動中，新技術如互聯網、新化學、新材料、新能源等層出不窮。它們在推動社會進步、改善人們生活的同時，也給經濟、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倫理問題。

　　回顧人類文明進步特別是近現代文明史，我們可以發現，大凡在科學技術和思想、理論、制度等方面作出基礎性貢獻的創新者，都曾懷有純粹的探索真理使命，具有開拓進取精神。

　　從這個角度來說，越是在創新的時代，越需要研究經濟倫理問題，即經濟發展尤其是經濟創新過程中的道德和倫理問題。探討這些問題，對于認識、理解和推進當代中國經濟的創新和轉型，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