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并對新常態怎么看、新常態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確要求。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边@個大邏輯具有統領性和客觀必然性，是當前經濟發展之綱，對于推動發展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認清形勢任務、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深入理解這個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

　　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戰略判斷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呈現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等階段性特征。這符合經濟轉型升級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新常態是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對我國經濟今后一個時期戰略性走勢的科學判斷，是謀劃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據。準確把握新常態的科學內涵，需要從時間和空間角度審視我國發展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的演變。

　　從時間角度看，可以發現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包括：長期短缺經濟形成的巨大產業發展空間，生產什么都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成本較低，具有人口紅利和低成本擴張的比較優勢；后發優勢突出，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可以通過引進和學習先進技術實現快速發展。這些內部條件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充分利用，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激情釋放出來，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F在，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經濟進入了增速換擋期，發展的內部條件變化很大，傳統優勢逐漸喪失：低端產業產能過剩需要盡快消化，過去生產什么都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明顯上升，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隨著與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縮小，后發優勢也在減弱。這些變化要求經濟增長動力必須更多來自創新。

　　從空間角度看，可以發現我國發展的外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在30多年前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時，適逢發達國家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大量制造業產品具有旺盛需求。我國充分有效利用了國際市場，拉動了對外貿易和經濟快速發展。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普遍加強了貿易保護，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短時間內難以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力量。市場需求疲軟，使我國靠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受到一定沖擊，經濟增長需要更多依靠創新和擴大內需來驅動。

　　從時空兩個角度看，我國經濟已經走過了“長身高”的階段，步入了“長肌肉”“強身健體”的時期。與之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也要由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睖蚀_到位地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這些變化，有利于從速度情結中及時解脫出來，拋棄舊的思維邏輯和再現高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轉換到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上來。從世界范圍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曾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和把握好經濟增速換擋期，而采取了不適宜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導致經濟產生巨大泡沫，甚至釀成危機。因此，只有科學判斷并準確把握好發展大勢，主動適應內外部條件變化，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準確把握新常態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大，經濟發展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突出障礙。推動新階段經濟發展，必須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

　　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的，表現為落后的供給能力與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這一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關鍵癥結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表現為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剩、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觀察我國當前發展顯現出來的問題，包括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可以發現，這些都是高速增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的突出反映。這些深層次問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也就是說，人民群眾的需求升級了，但產品、服務等供給還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造成大量需求外溢。低水平供求平衡被打破了，但高水平供求平衡還未形成。在這個由低水平供求平衡向高水平供求平衡躍升的時期，又遇到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調整，我國經濟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暴露出來。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迫切需要抓住結構性問題這一主要矛盾，下大力氣推進結構調整，并通過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為我國和世界提供更優質更高端的供給。

　　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主要任務是調整經濟結構，中心工作是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在既有經濟結構下謀求發展的空間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既有經濟結構不足以支撐經濟繼續增長了，就必須調整、提升經濟結構，才能使發展邁上新臺階。調整經濟結構包括通過創新來優化要素配置、提升產品品質，也包括淘汰落后產能。淘汰落后和鼓勵創新同樣重要，對落后產能的淘汰會形成對創新的激勵，解放出大量被落后產能占用的資源，使之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從而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可見，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會付出一定代價。但是，一旦經濟結構得到提升，經濟發展的空間就會得到極大拓展。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應當是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體現在宏觀層面，是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高；體現在微觀層面，是企業通過創新提供新的供給、創造新的市場，或者原有產品成本降低、性能提升�？梢�，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調整經濟結構，基礎動力在于創新。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新常態的重大創新

　　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遵循新常態的大邏輯，當前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只有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才能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調控宏觀經濟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面著力，兩者具有不同特點。需求側管理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三點：其一，從需求端入手，著眼于解決周期性和總量性問題。其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表現為在經濟低迷時通過政府花錢刺激經濟，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政府直接上項目等。其三，把經濟發展更多看作是宏觀層面的問題，是宏觀政策使然，相對忽略微觀層面即市場主體活力的提升。這三個特點決定了需求側管理在某些情況下存在不適應性。有時，經濟之所以減速，是由于在快速發展期間上了很多不該上的項目，形成了過剩產能，是結構性問題，而刺激性政策起的是“膨大劑”作用，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甚至最終導致滯脹。

　　供給側管理的特點也可以概括為三點：其一，認為經濟下行是結構性問題，需要從供給端即生產端入手，通過調整結構解決問題。其二，認為經濟發展更多源于企業的活力，把供給更多看作是企業的供給，而不是政府的供給，主張通過鼓勵企業創新改善供給、釋放需求。其三，著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機制來優化要素配置、調整生產結構。

　　歷史經驗證明，在一般情況下，供給側管理對于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具有更積極的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市場體系還不完善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往往是非均衡的，即資本、勞動力、技術流向經濟增長較快的地方，造成行業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發展過度不均衡是不可持續的，也不符合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著力解決供給側存在的問題，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內生動力，更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主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通過一系列措施，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等來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它既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強調供給側的同時，也不忽視需求側。其中，著眼于供給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特征。以創新創造出新的供給和需求，使經濟貨真價實地發展，而不是虛胖。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發達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實踐表明，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誰能在創新上下先手棋，誰就能掌握主動。因此，我們應大力推動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應沉迷于低成本擴張。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經濟結構調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相應的體制和政策保證，必須加快推進相關改革，特別是加大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市場化改革力度。在改革過程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明確供給的主體是企業。企業是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其生產活動遵循效益原則和投入產出原則。只有某項供給對企業有利，它才會選擇生產。即使利率再低，企業也不會盲目上項目；即使已經啟動的項目，如果發現無利可圖，它也會及時中止；如果損失不可避免，它會盡量減少損失。按照市場價格信號和所掌握的信息，在優勝劣汰的嚴酷競爭下，企業會主動創新以提升產業、產品結構，也會主動淘汰落后產能以減輕負擔。當前，應通過市場化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市場主體，從而整體提升企業活力和對市場變化的敏感性。只有切實把企業的活力激發出來，才能從根本上增強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恩格斯在為馬克思《資本論》英文版寫的序言中指出，市場經濟下“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這就是說，經濟發展難免會出現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通過破產、兼并、重組以及經濟下行期對過剩產能強制性的淘汰，再一次占領市場的產能必然是更先進的。反之，如果市場機制不健全，甚至還有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和地方保護主義等的干預，企業對市場變化的反應就會不靈敏，過剩產能就會積累。因此，實現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上下功夫。當前，對于市場體系相對健全、能夠自動出清的領域，應放手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政府則將職能轉變到營造良好環境、為社會問題托底上來。通過政府和市場的共同作用，調整各類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和機制，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促進產業優化重組。

　　尊重規律，鼓勵創新。創新是突破發展瓶頸的根本出路，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但是，由于創新具有不確定性，需要對創新予以鼓勵和扶持。創新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創新方向和技術方面的不確定性。這取決于對技術發展趨勢和必須攻克的難關的預判是否準確，以及能否順利攻克技術難關。二是市場方面的不確定性。即使技術上的創新是成功的，但按照投入產出原則，市場能否接受還是不確定的。馬克思把商品能不能得到社會承認稱作一個驚險的跳躍。可見，創新需要鼓勵和扶持。應作出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安排，例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確保創新者得到應有回報；營造褒獎成功、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等等。這些制度安排應當尊重創新規律，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形成良好的創新環境，使好的創新成果順利脫穎而出。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