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增速或高或低對全球經濟以及單個經濟體的影響日益顯著，在國際上廣泛而深入地闡釋新常態這一重要觀點，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國外決策者、學術界和輿論界對新常態了解越多，認同度越高，外部條件對我們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實踐就越有利

　　新常態不單純是一個政策傾向的表述，更是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面臨挑戰和未來走向的大邏輯，是政府經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框架。因此，以新常態統一廣大干部和全社會的認識十分重要。與此同時，鑒于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密不可分，中國經濟增速或高或低對全球經濟以及單個經濟體的影響日益顯著，在國際上廣泛而深入地闡釋新常態這一重要觀點，也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國外決策者、學術界和輿論界對新常態了解越多，認同度越高，外部條件對我們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實踐就越有利。

　　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提振發展信心

　　首先，通過削弱“中國經濟悲觀論”的理論和實踐依據，最大程度地減弱其聲音的不利影響，提振各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有一部分國外人士或機構，容易成為中國經濟悲觀論的始作俑者、背書人或信奉者，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是缺乏對中國經濟的準確認識。宏觀經濟學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為依據形成的，缺乏對中國這種跨越式發展以及迅速發生階段性變化現象的分析框架，因而習慣性地從需求側解釋中國經濟減速，看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蘊涵的增長潛力。其二是免費搭車的心態。中國經濟塊頭大、增速快、外向程度高，使許多國家產生依賴，特別在經濟全球化徘徊和世界經濟增長整體乏力的情況下更是如此。2014年，在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凈出口對GDP（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的貢獻率近于零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和凈出口增長對世界GDP和貿易增長的貢獻，仍然雙雙超過了1/4。因此，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夸大其詞，希望中國出臺刺激性政策并產生溢出效應，符合那些對中國經濟產生依賴國家的利益。其三是做空中國的動機。世界之大，國際上不乏從預測中國經濟崩潰獲取“學術聲譽”的學者，輿論在先意圖做空中國的投機家也大有人在。

　　不論出自善意、自身利益、無知還是別有用心，上述原因造成的中國經濟崩潰論或悲觀論，不僅僅是影響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悲觀認識一旦形成并蔓延，在當前國際政治氣候下，無異于在一些國家業已存在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民族主義政策傾向上添加催化劑，形成于我不利的外部經濟環境和輿論氛圍。因此，讓更多的國外影響決策和做決策的人士了解中國的新常態特點和應對之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國經濟悲觀論及其對決策的影響，避免各國政策針對我制訂導致零和博弈效果的保護政策。

　　區分我國經濟新常態與世界經濟新平庸

　　其次，有助于使國內外輿論把我國新常態與世界經濟新平庸加以區分，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針對發達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增長難題，國外占主流的經濟學家是從需求側和周期的角度，解釋各國投資低迷和經濟減速現象，并從這個角度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例如，萊因哈特和羅戈夫強調過度的債務累積以及隨之而來的去杠桿化；與此呼應，辜朝明認為是資產泡沫破滅后企業改變了經營行為，不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急于修復資產負債表，因而不愿借貸；伯南克認為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拋撒現金導致了過度儲蓄；克魯格曼以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進行解釋；而薩默斯則是把問題歸咎為過低的“中性”實際利率，認為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因此傳統貨幣政策不再奏效。

　　西方人士從需求側認識他們自己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一旦任何一種或混合執行的應對政策措施奏效，也會產生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溢出效應。然而，如果把類似的觀點應用于解釋中國經濟減速，則容易干擾我們的政策抉擇和努力方向，甚至低估中國改革紅利和增長潛力。因此，讓國際人士更多懂得新常態，講清楚中國的新常態與世界經濟新平庸的不同、我們的政策取向與西方經濟學家需求側建議的差異，以及中國經濟通過改革保持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積極影響，可以增強人們對政策針對性和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

　　主動設置議題提出方案增強國際話語權

　　第三，有助于在國際重要活動中促成于我有利的共識和合作，甚至可以借助外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重大國際場合的討論乃至交鋒中，外國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傾向于從他們自身利益和理解問題的角度出發，促成國際合作中的共識和協調行動。例如，曾任美國財長的薩默斯，就對今年9月份將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以及中國在其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期待達成最大化共識以便協調各國行動，把世界經濟增長拉回原來的軌道。

　　然而，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與發達經濟體甚至與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不盡相同，主因在供給側，立足于此推進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應該主動設置議題，提出行動方案和議程，同時充分發揮配套活動和邊會的作用，引導討論方向，既尊重別人對全球經濟的觀點和建議，也闡明我們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判斷，努力爭取國際輿論對中國結構性改革的認同，尋找雙方政策取向的契合點與合作空間，明顯增強我國在這些國際論壇的話語權，使論壇的輿論氛圍、取得的共識和隨后的行動于我有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