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逃離北上廣”“累，好想逃”常常刷屏社交網絡，甚至見諸報端。逃離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時尚。這種逃離，既指空間的遠離，如離開大城市或原有工作單位;也指心理的逃避，如擺脫當下窘迫處境或糟糕心態。別以為這只是順嘴說說、輕松幽默的媒體新時尚，這恐怕也是當下某種新的社會困境的表征。

　　一方面，一些人之所以想逃離，是因為當下在物理空間有處可“逃”，有條件能“逃”。開放的市場，人口流動政策，較多的就業機會等，都使人們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被牢牢捆綁在單位體制內或農村。改變工作崗位或人生軌跡，也不限于被動地等待組織需要。“逃”恰恰說明人們擁有選擇人生的主動權。特別是近年來，高鐵、航空、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飛速發展，為人們的“逃”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方便。同時，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多樣化選擇，都可能成為“好想逃”的思想來源。

　　另一方面，具體到每個人面臨的困境，“好想逃”這種吶喊和宣泄的實際內涵，卻是人們無處可逃。越來越突出的大城市病，住房、上學、醫療等經濟壓力，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環境壓力，勞動力過剩、競爭加劇、上升空間縮小等發展壓力，使生存環境日益艱難。特別是行業、集團利益固化，普通社會成員上升渠道窄化現象嚴重。舉一個例子，上大學作為我國選拔人才、改變命運的主渠道作用，正在遭受空前挑戰，其帶來的正能量正在被各種負能量抵消，“畢業即失業”嚴重威脅著大學生的擇業流動。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空間還是心理上，逃離的路徑和選擇并不多。

　　令人揪心之處在于，“好想逃”一代，恰恰是年輕的80后、90后。這個現象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除了上述社會層面的原因，80后、90后一代自身精神上隨大流，輕易認同于這種臨陣先逃的觀念，抑或計較于一時得失，無長遠打算，這些也未嘗不是激發年輕人想要逃離的原因。當下他們正處于人生放飛夢想、事業打拼的黃金時代，此刻本應迎難而上、奮勇拼搏。但是，許多年輕人卻被回避困難、逃避現實的“逃”意識所籠罩。

　　作為自主選擇的個體的“逃”無可非議，作為一代人的意識形態，“逃”表明了某種歷史無奈和可悲。盡管作為一種心理宣泄，有它的心理解壓功效，但也不能忽視它對年輕一代的傳染性和麻醉性。

　　“逃”哲學無益于改造世界。人們都選擇“逃”，于民族的發展不利。“逃”并不是一種值得鼓勵的時尚，而是一種不太正常的社會心態。年輕人是社會發展的新銳力量，五四時期如此，延安時期如此，改革開放初期也如此。今天，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更多迎難而上的積極參與，需要勇敢而坦然的承擔。這就需要一個更加開放公平的社會參與渠道。只有全社會營造了創業拼搏的良好環境和條件，年輕人的“好想逃”才會變成“好想留”，社會承擔才會真正成為年輕一代的選擇。(作者是《北京文學》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