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國家衛計委公布首批藥品價格談判結果，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3種藥品，降幅分別達到67%、54%和55%。

　　我們常講“看病貴”，看病所以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藥價高”。如結果中公布的替諾福韋酯，作為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推薦的一線治療慢性乙肝口服藥物，在此之前月均藥品費約1500元，談判后降至490元。另外兩種藥物，埃克替尼談判前的月均藥品費用約1.2萬元，談判后降至5500元；吉非替尼談判前月均藥品費用約1.5萬元，談判后降至7000元。考慮到我國乙肝患者和肺癌患者的數量（根據2015年國家衛計委通報數據顯示，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約9000萬人）便能明白，“區區”3種藥品的降價已具相當重要的意義。

　　2015年10月，衛計委等16個部委（局）組織開展了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工作，可以說，此番談判首戰告捷，首先應該歸功于相關部門半年多的努力。不過，論及“改革”，人們總希望能“畢其功于一役”以解決繁雜的問題。“藥價貴”由來已久，過去人們傾向于將藥價畸高歸責于政府限價不力，甚至認為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能夠“統一”降低藥價。顯然，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各大藥企需自負盈虧，盡管有國家法律重重設防，但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藥企更傾向于生產新藥、貴藥。此前政府的諸多措施為何未能完全奏效？因為藥企在接到限價令后，大都乖乖地降低藥價，可是它們可能將這些藥品適度改裝后重新申請“新藥”，如此一來，接受“降價”的舊藥漸漸退出市場，而既新且貴的藥品卻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

　　藥品不是普通商品，離不開政府適時的干預、引導，但行政指令不是萬能的，若能巧用經濟規律，或可“四兩撥千斤”地化解困局。藥品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關鍵是相關部門采用了“以量換價”“以醫保換藥價”等新方法，既拉低了藥價，又不損害藥企利益。以量換價，指的是通過政府集體采購，以“量”的集聚效應來彌補降低藥價后出現的差額。以醫保換藥價，是指將藥品納入醫保目錄，同醫保用藥渠道聯系起來。許多藥品之所以價格畸高，除了療效好等客觀因素外，還由于它們大都是“專利藥”，在專利保護期內它們實際上處于“壟斷地位”，價格水漲船高并不奇怪，然而一旦保護期結束，它們同樣面臨著殘酷的競爭。若能將自身納入醫保目錄，便可及時培養用戶群、增強用戶粘性，這無疑利于其長遠發展。所以，與其說這是一場談判，不如說是一場合作。在藥品談判過程中，政府部門面對的不是“藥品”，而是“藥企”，這一點過去常常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同樣地，因為政府是同一個個獨立的企業打交道，所以談判不可避免地要帶上“階段性”的特征。

　　藥品談判的每一次成果都是來之不易的進步，關乎千萬人的生命健康。更何況談判制度本身也是醫療體系改革工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改革的過程中，談判制度本身也將不斷發展、克服各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