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日前公布的《2016年4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披露，4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144.52萬億元，比去年同期高2.7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41.35萬億元，同比增長22.9%，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0.8個和19.2個百分點。另外，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5556億元，同比減少1523億元。

　　在此之前，央行于上個月公布的《2016年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4.61萬億元，同比多增9301萬億元。在短短的一個季度里新增貸款4.61萬億元，這在我國商業銀行放貸紀錄上還是第一次出現。而從4月份新增貸款僅為5556億元來看，放貸規模已經有所收緊。信貸規模的這種增減與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出現的情況有很直接的關系，也表明央行對于貨幣政策的執行在不斷地預調微調，使政策更有針對性和有效性，在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的目標之下，正在積極營造合適的貨幣金融環境，以促進經濟的平穩增長。

　　最近兩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逐步深入，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持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開始轉變為中高速增長，以GDP增速而論，近兩年全國平均增速逐年遞減，2015年的GDP增速已經降至6.9%，個別省份甚至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經濟增速下行所產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一些抗擊打能力比較差的中小微企業會由于市場萎縮而難以維持，從而導致提高社會失業率。這種特點決定了經濟結構調整必須循序漸進，不能讓個別地方發生的斷崖式下跌發展為全局性問題。而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用足用好用活貨幣政策仍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在經濟結構調整的推進過程中，對于可能出現的經濟增速減退的問題，中央是有充分的“后手”準備的，一方面適當加大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此來對經濟進行刺激，另一方面則在保持穩健貨幣政策的同時針對個別部門實施貨幣寬松，保證經濟運行的整個鏈條能夠正常運轉。但是，這種“后手”措施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降稅減費，以減輕企業負擔，即使是增加的一些投資項目，也集中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全面開花”，造成諸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就貨幣政策而言，則很少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寬松，而是通過定向降準等措施向資金緊缺的中小微企業等輸送金融支持，保證基礎經濟運行的正常。這些措施應該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仍保持了6.7%的增長速度，為完成國務院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公布的2016年經濟增長指標打下了良好基礎。

　　當然，由于今年一季度的人民幣信貸新增規模達到4.61萬億元，這一規模創下了近年來這一指標的新高，因此在市場上也產生了一定的爭議，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過于寬松，正在重走以往加大貨幣投放刺激經濟的老路，它的一個后果便是導致物價漲勢再度抬頭，一線城市的房價更是出現了暴漲。但是，一季度的信貸猛增其實也印證了經濟運行正在出現良好勢頭，企業由于市場的復蘇而對增加了對資金的需求，這自然也會反映到經濟數據的統計上來。今年一季度開始的這種良好勢頭已經延續到了第二季度。5月14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今年4月份的一些經濟數據，消費品零售繼續一季度趨勢仍保持了平穩增長，這表明經過前兩年的艱苦努力，我國的經濟結構正在向預期的方向調整，這是一個好的兆頭。因此，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長表現出的良好趨勢，更重要的是最近兩年的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正在顯現積極效果，并不完全是由貨幣放寬提供的刺激所帶來的。

　　今年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確定了到2020年底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其標志是國民經濟總收入和居民人均收入都要在2010年基礎上實現翻番。這個目標決定了在整個“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一定要保持在合理水平，不能出現跌破底線的大幅度下滑。因此，國家在今后數年內將繼續保持適當的投資擴張和通過貨幣政策靈活的預調微調，加大金融對經濟的支持。日前，國家發改委和交通運輸部聯合發文，公布了《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三年行動計劃》，在2016-2018年的三年內，我國將重點推進鐵路、公路、水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項目303項，涉及項目總投資約4.7萬億元。很顯然，這個行動計劃的推進將為我國未來三年的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刺激。在這同時，我國的貨幣政策將繼續保持穩健的總基調，并且將伴有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的特點。所謂靈活適度，就是根據經濟運行的不同表現，該加大寬松的時候就放得寬一點，該收緊的時候就緊一點。

　　當然，在穩健的總基調之下要讓貨幣政策靈活適度，這對央行來說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全新課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資金在市場上總是會流向更容易快速孳生利潤的部門，一季度伴隨著信貸增大而出現的一線城市房價暴漲就是這方面的反映，這種情況如果不能扭轉，不僅會使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而且容易對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產生干擾。這就需要央行密切關注資金市場的動向，特別是要提高對商業銀行信貸的事中監管水平，使貨幣政策能夠真正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更好地起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