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的通知》,描繪出了2020年普惠金融美好愿景，規劃了清晰的實施路徑，明確了相關工作要求。不過，社會各方在欣喜之余，應全面正確地理解普惠金融，避免走入認識上的誤區。筆者認為將《通知》精神學深吃透，尚需注意以下三個“不等式”：

　　第一，普惠金融不等于全民金融。《通知》要求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健全多元化廣覆蓋的機構體系，但這并不是號召全社會都去從事金融服務活動，更不是鼓勵全民都投身金融創業。正如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一樣，普惠金融的本質還是金融。普惠金融更加強調服務小微企業、貧困人群及殘疾人士，客觀地說，這些敏感群體限于金融知識與能力，更容易被打著“普惠金融”旗號的犯罪分子所蒙蔽和侵害。一哄而上、全民干金融，容易引發金融失序并形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金融監管部門尤其要重視的，即要重視發展普惠金融與金融穩定的權衡問題。

　　第二，普惠金融不等于互聯網金融。一方面，《通知》要求發揮“互聯網+普惠金融”的有益作用；另一方面，要求各類金融機構積極投身普惠金融。如鼓勵開發性政策性銀行發揮批發資金的成本優勢，與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以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強化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力度；鼓勵大型銀行加快建設小微企業專營機構，鼓勵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等銀行機構扎根基層、服務社區，為小微企業、“三農”和城鎮居民提供更有針對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因此，互聯網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全部。各類傳統金融機構、互聯網金融組織應該按照《通知》要求各司其職，協調合作，落實好普惠金融規劃。

　　第三，普惠金融不等于慈善金融。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不僅是低收入和困難群體，而是所有人。但是在正常的情況下，低收入和困難群體享受到的金融服務少，因而普惠金融往往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就是針對欠發達地區和貧困人群，最后與“慈善金融”畫等號。國際經驗與研究表明，僅僅依靠慈善、捐贈等公益性措施發展普惠金融，或者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弱勢群體提供金融產品與服務，往往事與愿違，甚至適得其反。要么很快遇到發展瓶頸，無法將普惠性深入發展，使得普惠金融停留在表面上，這是印度的教訓；要么產生“使命漂移”，形成道德風險的溫床，以致危及金融穩定，這是孟加拉國的教訓。

　　所以，《通知》強調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要以可負擔的成本向人們提供金融服務。《通知》擘畫了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沉底、托底，傳統金融扎根基層，服務大眾的發展路徑，其目的也是為了向互聯網金融組織等各類新型機構提供更加高效、低成本的金融基礎設施，顯著地降低他們的運營成本，避免各類新型機構拋“小”追“大”，脫“實”入“虛”。

　　正確理解政策意圖，才能有效貫徹落實。各方需要將普惠金融這本好經念好，普惠金融一定會為我們帶來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系：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 董希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