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在敵后戰場有大批的中共將領浴血沙場，為抗日戰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僅八路軍就犧牲團上干部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犧牲102名；新四軍有350個團以上干部犧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犧牲人數有45人。而抗戰時期，無論是中國軍隊還是日本軍隊，旅以上干部通�？墒谏賹④娿�，有的甚至可授中將軍銜。可見，敵后戰場犧牲的中共將領遠不是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僅左權將軍一人。
正是有大批帶頭犧牲的共產黨將領，在敵后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樹立了人民軍隊高級干部可敬可愛的形象，才贏得了廣大指戰員和老百姓的衷心擁護和信任，從而彌補了武器裝備的嚴重不足，使“兵民是勝利之本”有了可靠的源泉。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等各路兵馬，才能從全面抗戰初期的數萬人，迅速成長壯大為一百多萬人的抗日雄師，最終打出了敵后戰場的威風和輝煌�；仡櫈榭箲馉奚哪切┤嗣褴婈牭膶㈩I，我們不難發現他們身上往往留下這些閃光的寶貴品質：
戰斗時沖鋒在前。在敵后，抗日武裝面臨日軍拉網式、梳篦式的“掃蕩”、“清剿”，隨時都有犧牲的危險，而當領導最大的“特權”，就是隨時帶頭犧牲。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在1942年5月的反“掃蕩”中，指揮八路軍總部機關突圍，他本可以迅速撤離，但為指揮部隊突圍，他不顧個人安危，也不躲日軍的轟炸，中彈犧牲。這一義舉被陳毅稱贊為“義烈忠勇，震櫟古今”。
1941年11月新四軍第六師第16旅在塘馬戰斗中，旅長羅忠毅、政委廖海濤為掩護部隊突圍，帶領戰士們消滅日軍300余人，兩位旅主官卻同時陣亡犧牲。作為領導干部，他們在戰場上所用的“特權”僅僅是帶頭沖鋒陷陣，生死關頭，把生存留給部下，把死亡留給自己。這是何等寬廣的胸懷，何等高尚的品質！
當領導就是帶頭吃苦。陳毅贊揚的新四軍一些犧牲將領頗具代表性，他說：“如胡發堅、羅化成同志等若干人，皆出身工農，來自田間，奔走革命，無問生死，惡衣非食，不擇居住，更無任何薪俸之酬勞，不計身家之掛累。”“斷頭流血以確保革命大業于不墜，其大節之不可橫奪，氣慨之不可憑陵，以視古昔仁人志士，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死事之勇，殆有過之無不及�！薄氨拒妼ⅰ⑿�、尉、上、中、下士之生活待遇皆處于同一生活水平，無苦樂懸殊之絕對差等�！�
當年人民軍隊的不少抗日將領之所以為將，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帶頭艱苦奮斗，甚至到了凍死、積勞成疾而死的地步。除抗聯犧牲的烈士楊靖宇等人外，新四軍中的典型如第二支隊政治部主任羅化成，他因凍致病而死。陳毅為此大為感嘆：“新四軍是一個衣服不全的軍隊。新四軍是一個吃飯不飽的軍隊。新四軍是一個缺醫無藥的軍隊。新四軍又是一個游擊任務艱苦，作戰境地困苦，毫無人員補充的軍隊。羅同志等的凍餒而死，就可作為新四軍為民族國家盡心竭力始終無愧的鐵證！”
領導職務能上能下。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后，由于國民黨給的編制僅僅限于3個師和一個軍。一些過去擔任師職，甚至軍職的領導，也只能降職使用。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如，在長樂村戰斗犧牲的129師386旅772團團長葉成煥，本來在紅軍時期是師政委，卻因編制所限，降為團長使用，為了抗戰大計，無怨無悔，工作熱情絲毫不減。在連云港附近的小沙東海戰中犧牲的新四軍第3師參謀長彭雄，在紅軍時期本是師參謀長，新四軍組建時降為團參謀，以隊伍壯大后再升為師參謀長。
為大義不惜慷慨赴死。人們都熟知楊靖宇被捕前拒絕投降對一個山民說的那句話：“老鄉，我們都投降的話，還有中國么？”抗戰中像他這樣的中共領導干部還不少。如，晉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續范亭，曾于1935年參加國民黨五大時，在中山陵悲憤地寫下了《哭陵》，對國民黨的不抗日憤而剖腹。再如新四軍巫恒通彈盡援絕卒至被俘后，拒不食敵寇水米。拒絕舊友親朋勸降，絕食凡十四日而氣絕，死節之慘烈，抗戰以來所僅見。一個軍人的血性如此，使敵人也不得不為之嘆服低頭。
這就是當時人民軍隊領導干部一心為公、樸實無華的本色，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形象，這也是人民軍隊戰斗力生生不息、迭挫強敵的奧秘之所在!（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劉 波）
（責任編輯：周姍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