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15日印發該意見，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意見將于5月1日起施行。意見指出，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須依法受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撓法院受理案件。（4月15日 新華社）

　　以“立案登記制”取代“立案審查制”，無疑是司法改革一貫邏輯的某種延續。此一變革意味著，公民訴權得到了進一步保障，“打官司”將變得更為便利。要知道，在司法實務內，每一次制度掣肘的減少，都勢必轉化為法律信仰的增加。當民眾能以更小的代價、更多的可能，通過訴訟來解決糾紛，他們終將變得理性、平和。立案方式的變化，實則是強化了，法律對社會事務的介入、調劑。

　　之所以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無非是基于現實中，立案難、立案慢、選擇性立案等等不合理現象。舊有的“立案審查制”下，法院的職權處于絕對強勢地位，而公民的起訴權則相對弱勢，這顯然不利于民眾及時、公平地獲得司法救濟。且就具體操作而言，原先“審查立案”的機制設計，也給“法外因素”干擾法院獨立履職，提供了切入口和時間差——于此，“民告官”案常被以各種理由拒不立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就實際效用來說，立案登記制的確立，使得公民訴權得以伸張，使得依法維權更加容易。而從程序層面來看，立案登記制改革，也體現了司法專業主義的立場。由“先審查，后立案”變為“先立案，后審查”，減少了不規范、不透明的案外程序，從而讓從訴狀接收，到要件審查，直至案件審判的一系列過程，都置于完整、前后連貫的體系約束之下。這種調整的最大意義在于，實現了整個司法辦案鏈條的延生與閉合。

　　當然，必須厘清的是，“立案登記”并不意味著有案必立，也不意味著立案必審。立案與否，仍要取決于“形式要件”比如說訴狀的文本、格式等是否合乎登記要求；而立案后審理與否，則要看法院的管轄權、當事人的訴訟資格等等審理要件是否能通過實質審查……立案登記制并未擴充公民的訴權，而只是盡可能保障公民訴權而已！可即便如此，其正面價值，卻仍然顯而易見。

　　理想狀態下，立案登記制必將有助于民眾依法維權、獲得司法救濟，可這一切的前提，自然是能確保其真正落實。意見專門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監督，對問題及時回應。對有案不立、拖延立案等違法行為，嚴肅追究有關人員和主管領導的責任。”此般表述雖然強硬，可若缺乏一套縝密的實施細則兜底，也未免失之寬泛。此外，另一個值得深思的關鍵問題在于，怎樣才能確保司法機關的辦案獨立？又該如何避免地方保護主義、權力干預之手等對司法正義的戕害？